大贪官刘青山被枪毙后，他6岁的儿子刘铁骑后来怎么样了？ 他名叫刘铁骑，是大贪官刘青山的儿子，父亲在1952年被枪毙的时候，刘铁骑才6岁，底下还有两个弟弟刘铁甲和刘铁兵，造此变故后，刘铁骑一夜之间长大...... 那年的冬天特别冷，河北老家的小院里，6岁的刘铁骑攥着4岁弟弟铁甲的手，2岁的小弟铁兵还在襁褓里哭。母亲整日以泪洗面，家里的顶梁柱倒了，街坊邻居的眼神都变了。以前总爱摸他脑袋夸他聪明的叔叔伯伯，现在见到他们就绕着走。刘铁骑不明白“贪污犯”是什么意思，但他知道，从今往后，没有父亲了。 一夜之间长大的孩子是什么模样？就是别的孩子还在耍赖要糖吃的时候，刘铁骑已经学会在弟弟哭闹时，笨拙地抱起他们；就是母亲出门找活计时，他蹲在灶台前学着生火；就是有人指着他们兄弟说“贪官崽子”时，他死死拉着两个弟弟的手，不还嘴也不哭。那个冬天，6岁的孩子眼里有了大人般的沉默。 日子总得过下去。母亲带着三兄弟搬离了原来的住处，到天津投奔亲戚。刘青山被处决是国家依法作出的决定，这个事实像座山压在这个家庭头上。但那个时代也有它的温度——组织上考虑到孩子们还小，每月给每个孩子发放15元生活费。这钱在1950年代不算少，至少能让三兄弟有饭吃、有学上。刘铁骑领钱时总是低着头，攥着钞票的手心全是汗。他隐约明白，这是父亲用命换来的。 上学成了最煎熬的事。新生登记表上“父亲”一栏总是空白，老师点名时同学们齐刷刷回头看他。有调皮的孩子编顺口溜，刘铁骑从不争辩，只是把腰挺得更直，作业写得格外工整。他知道，只有考第一的时候，那些窃窃私语才会暂时停止。放学后他总最后一个走，因为要等所有人都离开了，才去菜市场捡些菜叶子，家里三个男孩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那点生活费实在紧巴。 母亲的身体越来越差，常年卧病在床。刘铁骑初中毕业那年，老师把他叫到办公室：“你成绩全校前三，保送高中没问题。”他摇摇头：“老师，我得工作了。”那天回家，他把第一份工资，十八块五毛钱，全数交给母亲时，母亲哭了。这个沉默寡言的少年，用瘦弱的肩膀把整个家扛了起来。 两个弟弟也渐渐懂事。铁甲初中毕业进了工厂，铁兵后来去参军，三兄弟默契地谁也不提父亲，只是拼命干活、拼命学习。他们知道，在这个崇尚英雄、痛恨腐化的年代，身上带着这样的“烙印”，只有比别人更努力十倍，才能勉强过上普通人的生活。 刘铁骑后来考进了石油系统，从最基层的工人干起。他比谁都肯吃苦，钻油井、扛设备，西北风沙刮得脸生疼也不吭声。工友们都喜欢这个不多话却实在的小伙子，没人知道他的身世。直到有一天，单位调来一位老领导，看见档案时愣了一下，把刘铁骑叫到跟前，看了他许久，只说了一句：“好好干。”那天下班，刘铁骑在戈壁滩上坐了很久，看着血红的落日，突然想起6岁那年冬天，父亲被带走前最后一次抱他，胡茬扎得他脸疼。 特殊时期来了。有人翻出旧账，大字报贴到了单位。刘铁骑被隔离审查，人们用最恶毒的语言辱骂他。他始终不说话，问什么答什么，不辩解也不诉苦。审查的人拍桌子：“你就不恨吗？”他抬起头，眼睛平静得像深井：“我父亲犯了国法，该受什么惩罚就受什么惩罚。我是新中国养大的，只想好好建设国家。”后来调查证实，刘铁骑参加工作后勤勤恳恳，从未有过任何不当言行。他从审查室出来那天，径直走向钻井队，井上缺人，他得去顶班。 改革开放后，岁月渐渐抚平了很多东西。刘铁骑成了技术骨干，两个弟弟也都成家立业。他们兄弟聚会时很少喝酒，偶尔聊起童年，说的都是母亲怎么省下粮票给他们换鸡蛋，邻居大娘偷偷塞过一筐红薯。父亲的名字，依然是个禁忌。有次铁兵的儿子写家庭作业，回来问：“爷爷是个什么样的人？”三兄弟都沉默了。最后刘铁骑摸着孩子的头说：“你只要记住，做人要干干净净的。” 晚年的刘铁骑喜欢在院子里种菜，丝瓜架子搭得整整齐齐。有记者辗转找到他，想了解“贪官后代”的生活。老人摆摆手：“我就是个普通退休工人，没什么好说的。”记者不甘心：“您父亲的事，对您一生影响很大吧？”他给丝瓜浇完水，直起身子，夕阳给他镀了层金边：“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我们那一代人，最懂得这个道理。” 他的故事让我想了很多。一个人的出身无法选择，但道路可以。在那个讲成分、看出身的年代，刘铁骑们背负着沉重的“原罪”，却硬是用一生的清白和勤恳，走出了自己的路。这何尝不是一种勇气？历史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它记录罪恶，也见证救赎。父辈的错误不该由孩子终身背负，而孩子在逆境中的坚韧，反而照亮了人性的可能。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