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考研那年，有公费和自费。 面试时，导师问：如果是自费，你读不读？ 我斩钉截铁的说：自费，我就不读了，公费，我才读。 那年夏天，毕业季的风裹着栀子花味，我攥着考研复试通知，站在学院三楼的楼梯口。 家里刚盖完房，账本上的红笔数字刺得人眼疼，父亲说“自费一年五千，咱拿不出”，公费是我唯一的救命稻草。 办公室门虚掩着，飘出粉笔灰混着茉莉花茶的味道，导师的搪瓷杯沿结着圈浅褐的茶渍，阳光斜斜落在他面前的复试表上。 下午两点半，木门被我推开时吱呀响了一声。 导师坐在靠窗的藤椅上，手里转着钢笔，翻到我成绩单那页时停住，指腹在“专业课第一”那行顿了顿。 突然抬头，镜片后的目光像探照灯：“如果录取结果是自费，你读不读？” 我手心里的汗把准考证洇出浅印，喉咙像被砂纸磨过，却听见自己的声音撞在墙上：“自费就不读，公费才读。” 斩钉截铁的，带着没藏住的颤音——那不是任性，是把全家的指望都押上去的孤注一掷。 导师没说话，指尖在桌面上敲了三下，笃，笃，笃，然后把复试表推回给我，钢笔尖在“政治面貌”那栏画了个圈。 后来同门说，那天他跟系主任夸我“眼里有光，心里有数”，我才后知后觉——原来成年人的世界里，故作周全的客套远不如剖开自己的坦诚有力量；我们总怕“说不”会失去机会，却忘了模糊的态度才会让人看不清你的分量。 事实是我抽屉里锁着父亲寄来的汇款单，每张都写着“省着花”，那年村里刚通自来水，他为了省五十块安装费，自己挖了三天沟；推断是导师从我的眼神里看到了没说出口的窘迫，那句“自费不读”不是挑剔，是走投无路时的真实底线；影响是读研三年，他总在组会结束时多问一句“最近钱够花吗”，却从不让我觉得是施舍。 一周后收到录取通知书，“公费”两个字烫得我手指发颤，冲进邮局给家里打电话时，话筒都在抖。 现在每次面试新人，我总会想起那年夏天的自己——原来明确底线不是固执，是让别人看见你的真心；你不必假装什么都要，才能得到真正想要的。 面对选择时，先问问自己：“如果只能选一条路，哪条会让你夜里睡得着？”答案往往藏在最不敢说出口的那句“不”里。 前几天回学校，三楼办公室的茉莉还在开，粉笔灰味混着花香飘出来，像极了那年下午。 只是当年被我攥皱的准考证，早被压在毕业证里压得平整——原来有些“不”，说出口才是真正的“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