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秋天，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作战进入后期，广昌等地先后失守，主力红军面临战略转移的决定。中共中央在江西设立了中共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军区，由三人团负责确定留守人员名单。项英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府副主席和中革军委副主席，具备党政军多方面工作经历，被确定为留守首脑。项英接到任命后马上表示服从，脸上显露出高兴的神态，迅速接受了任务。

陈毅当时担任江西军区司令员，8月底在兴国老营盘前线指挥作战时右坐骨被炸弹碎片击中，造成粉碎性骨折，正在瑞金红军医院接受治疗，暂时无法随主力行动。10月上旬，中央分局委员名单最终确定下来，项英任书记，同时兼任苏区军区司令员和政委。陈毅则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与副主任梁柏台共同负责原中央苏区和闽浙赣根据地的行政工作。

10月13日，项英前往医院探望陈毅，传达了留守的具体任务。留守部队包括红二十四师和地方武装力量，主要在瑞金、会昌、于都、宁都四个县城之间的三角地区构筑阵地，保卫中央苏区和土地革命成果。项英在传达过程中表达了对留守工作的乐观态度，认为主力红军西进后会在湘西建立新苏区，围攻中央苏区的大量白军必然西调，中央苏区面临的压力会大大减轻。陈毅听了这些看法后提出了不同意见，指出主力部队接近十万人都没能实现类似目标，剩下力量更难做到，还强调在苏区经营多年，蒋介石绝不会轻易放过这里，一定会展开大规模进攻，必须做好迎接严酷局面的准备。陈毅对项英的判断感到有些哭笑不得。

谈话结束后，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在瑞金马道口召开会议，项英主持传达了中央布置的任务，陈毅尽管行动不便仍然参加并作了简短发言。会议明确了三角地区的阵地建设要求，同时开始压缩机关编制，安排伤员疏散和物资埋藏。留守部队迅速行动起来，红二十四师在指定区域修筑工事，地方武装配合侦察敌情。项英和陈毅每天处理大量文件，指挥部队在三角地带展开活动，组织群众坚壁清野，准备迎接敌军进攻。陈毅在病床上通过报告和指示参与决策，强调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应对。

10月14日，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在瑞金马道口再次召开会议，项英继续传达方针任务，陈毅作简短讲话。会议后，留守机关从瑞金迁至于都宽田地区石含村和龙泉村，12月底又移至黄麟乡井塘村。项英担任中央分局书记、苏区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陈毅担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与梁柏台一起领导行政事务。他们指挥部队在三角地区构筑阵地，同时组织独立团在北、东、西三路阻击敌军，收容伤病员，运送粮弹。

敌军步步推进，留守部队面临压力。11月底，中央分局召开会议，采纳了陈毅提出的全面转入游击战争意见，将武装力量退到于都南部整顿。留守力量在指定区域开展活动，逐步组织地方武装，完成阵地建设后调整部署。整个过程体现了留守人员服从命令、坚持斗争的精神，在中央苏区留守的关键时刻，项英的乐观态度与陈毅的现实判断形成鲜明对比，留守部队的初期工作围绕掩护主力转移和保卫苏区展开。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前夕，留守机构的成立和任务布置直接服务于战略转移的需要。主力部队出发后，留守部队接替防务，在各个方向阻击敌军，为主力集结和突围争取了时间。项英和陈毅带领留守力量在三角地区展开阵地建设，组织部队和群众开展相关活动，确保了留守工作的有序进行。中央分局和办事处机关有序转移，部队在指定地带完成初期部署后根据实际情况作出调整。

那段时间苏区形势紧张，留守决定由三人团经过研究后作出，项英作为合适人选被首先确定，他接受任务的态度很明确。陈毅因伤留在医院，10月13日的探望和任务传达让两人围绕留守方式交换了看法。项英提到主力西进会带动敌军调动，陈毅则指出需要承认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事实，做好迎接进攻的准备。这种交流反映了当时对形势的不同判断，但留守工作还是按照中央决定推进下去。

留守部队总数有限，主要以地方武装为主，在敌军大量兵力围攻下坚守阵地，牵制了国民党军队。项英和陈毅处理日常事务，指挥部队修筑工事，安排侦察和后勤支持。中央政府办事处负责行政工作，配合军事部署。整个留守初期阶段围绕三角地区展开，部队在北路、东路和西路开展阻击活动，掩护主力红军顺利转移。

1934年10月10日左右，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逐步落实，留守人员的确定确保了苏区后方的稳定。项英在接受留守任务后迅速投入工作，陈毅尽管腿部受伤仍积极参与决策。10月13日的医院谈话聚焦留守具体安排，项英表达了留守部队能在三角地区保卫苏区的看法，陈毅则强调了敌军不会放松进攻的现实。谈话后双方都转向实际工作，中央分局等机构正式运转起来。

留守力量在指定区域构筑阵地，地方武装配合行动，逐步转向分散活动。敌军推进过程中，留守部队坚守阵地，收容伤病员，运送物资。项英和陈毅每天协调文件和指令，确保工作连贯。12月底机关移至黄麟乡井塘村后，继续领导行政和军事事务。留守初期的工作为后续坚持斗争奠定了基础，整个过程严格按照中央部署执行，没有偏离既定任务。

在中央苏区留守的关键阶段，项英和陈毅的合作围绕保卫苏区展开。主力转移后，留守部队面对的压力逐步显现，但他们还是组织了阵地建设和阻击行动。陈毅提出的转入游击战争意见在11月底会议上得到采纳，武装力量向于都南部整顿。留守事件体现了当时革命队伍服从命令的作风，项英接受任务的积极态度和陈毅的判断形成了对比，留守工作在1934年10月到年底稳步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