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避寒

编辑|避涵

1950年，邓颖超气冲冲推开周恩来的办公室大门。她改了称呼，不叫"恩来"，叫"总理"。这一声"总理"，带着火气。

外人看来，这是一对革命夫妻的公事公办。实际上，这是一场持续了五十一年的"斗智斗勇"。周恩来忙得脚不沾地，却总能在缝隙里给妻子制造惊喜。

这种惊喜，有时候看起来像"冷淡"。

1950年的中国，百废待兴。周恩来身上压着两副担子：国务院总理、外交部长。每天的睡眠时间，撑死四五个小时。

那时候出国是大事，不像现在，买张机票就走。那时候组团出访，流程繁琐，总理要亲自找每个出国人员谈话，交代注意事项，叮嘱外交纪律。

这是规矩，谁都不能例外。

邓颖超要出国参加一个国际会议，按规矩，她也得谈话。她等着，一天，两天，三天。

周恩来找这个谈，找那个谈，就是不找她。见了面，也是公事公办的样子，甚至有点冷淡。

邓颖超纳闷了，她是总理夫人不假，但她也是出国人员，凭什么搞特殊？

不对，这叫什么特殊？别人有的待遇，她没有，这叫被"冷落"。

出发前一天，周恩来还是没动静。

邓颖超忍不住了。

她推开办公室的门，站在门口，换了个称呼——

"总理！"

周恩来抬头看了她一眼。

"我要向你提出抗议了！"邓颖超声音不小，"别人出国都要谈话，你怎么不找我。"

但周恩来的反应更硬，他低下头，继续看文件，摆摆手，意思是忙着呢，别打扰。

邓颖超愣住了，她站了一会儿，没等来回应，只好退出去。

气归气，行李还得收拾。

她心里头不痛快，觉得这人太不近人情了。都是老夫老妻了，连句话都不肯多说。

第二天，邓颖超上了火车，这是国际列车，从北京出发，途经天津，一路向北。

她刚上车，发现周恩来也上来了。这倒不奇怪，总理送送出国人员，也在情理之中。

奇怪的是，他坐下了，没有要走的意思。

邓颖超看看他，又看看窗外，心里嘀咕，这人怎么回事？谈话不谈话的，你倒是给句痛快话啊。

她忍不住开口："你难道没有正经事要交代的吗？"

周恩来没接茬，邓颖超更急了。

她抬手看表，已经到了发车时间，再不下去，火车可就开了。

"你怎么还不下车？"

周恩来这才抬头，笑了一下，说："不急，还差两个小时呢。"

邓颖超一愣，低头看自己的表。

"你的表停了吧？现在都已经10点了！"

话音刚落，火车动了。

邓颖超慌了，她连叫了两声"哎"，看着周恩来说："叫你磨叨，这下热闹了，怎么办呀？要不让他们在前面停一下？可这是国际列车……"

周恩来一点不慌，他笑着说："我已经安排加挂一节公务车，我要去天津同市领导谈工作。"

邓颖超这才明白过来。

什么"表停了"，什么"忘了下车"，全是这人故意的。

他把自己的表调慢了两个小时，就是为了多陪她这一程。从北京到天津，两个小时。

这两个小时，是周恩来从日理万机里"偷"出来的。

邓颖超后来回忆这件事，说那是她"终生难忘的经历"。

你想想看，一个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的人，一个肩上压着整个国家的人，他愿意花两个小时，陪你坐在火车上聊天。

这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浪漫，但它实实在在。

那两个小时里，他们聊了什么？没人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邓颖超之前的气，全消了。

她原本想要的那场"谈话"，终于有了。

而且比想象中更长，更私密，更难忘。

类似的事，不止一次。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的某天清晨，周恩来在新6所办了一整夜公。、天亮了，他走出楼门，满眼银装素裹，雪还在下。

按理说，这个时候他该抓紧时间睡觉，连轴转这么多天，身体吃不消。

但他没有。

他叫来秘书，说："给大姐打个电话，请她来一下，我有事情跟她说。"

秘书照办了，邓颖超匆匆赶来，心里想着一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

她一进门就问："什么事呀？恩来。"

周恩来已经穿好了大衣，走到她面前，拉起她的手。

"出去说，我们边走边说。"

邓颖超跟着他走出去，外面的雪，厚厚一层。两个人就这么走着，踩着积雪，一步一个脚印。

没什么大事，他只是想和她一起看看这场雪。

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后来回忆：建国后，总理和邓大姐在一起的时间屈指可数，有时候连说句话，都得刻意寻找机会。

总理的日程表，是按分钟排的。

他每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剩下的时间要吃饭、睡觉、批文件、接见外宾、开各种会议……

能挤出来陪妻子看一场雪的时间，少之又少，所以他格外珍惜。

那天早上的雪景，邓颖超一辈子都记得。不是因为雪有多美，而是因为那个陪她看雪的人。

他本可以去睡觉，但他选择了她。

周恩来习惯叫邓颖超"小超"。这个称呼，从1925年结婚那天起，一直叫到1976年他去世的那一刻。

五十一年，从未改口。

工作人员说，每晚十点，不管手头有多少事，周恩来一定会问一句，大姐睡了没有？

确认邓颖超已经休息了，他才回办公室继续熬夜。

这是他雷打不动的习惯。

周恩来对邓颖超的好，不是那种腻腻歪歪的好。

他公私分明，分得很清楚。

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人提议给邓颖超安排个政府职务。按她的资历和能力，当个部长绰绰有余。

周恩来一口拒绝，他说："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

这话说得斩钉截铁。

有人替邓颖超打抱不平，他解释：我是总理，她是部长，人家会把她的话当成我的意思，把她做的事当成我支持的。这样一来，家庭关系、政治关系、工作关系，全搅在一起了。

邓颖超听了，点点头，没有怨言。

她理解他。

两个人的信仰是一样的，三观是一样的。

这才是他们能走五十一年的根本原因。

1946年，周恩来和邓颖超参加同事的婚礼。邓颖超在婚礼上提出了"八互"原则：互敬、互爱、互助、互勉、互信、互慰、互让、互谅。

这八互，是他们五十一年婚姻的"秘诀"。

不是什么高深的理论，都是最朴素的道理。但能做到的人，少之又少。

他们做到了。

1954年，周恩来去日内瓦参加国际会议，正是西花厅海棠花盛开的季节。邓颖超剪下一枝海棠，压在书页里，寄到日内瓦。

信里写着："红叶一片，寄上想念。"

周恩来收到后，也托人带回了日内瓦的芍药花。

这些花，后来被装在镜框里，保存了一辈子。

两地相思，一花一叶，胜过千言万语。

周恩来工作再忙，每晚10点一定要确认邓颖超是否睡下，才回办公室继续熬夜。

邓颖超也尽量处理好家里的事，不让他分心。

他们是彼此的后盾。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病逝。

他走之前，拉着身边人的手说："你一定要照顾好邓大姐。"

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想的还是她。

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也走了。

她的遗嘱里有一条：用周恩来的那个骨灰盒，装她的骨灰。

然后撒在海河里——十六年前，周恩来的骨灰就撒在那片水域。

同一个骨灰盒，同一片海河。

这是他们最后的约定。

生同衾，死同穴。

不是埋在一起，是化在一起。

有人说，周恩来和邓颖超是"革命伴侣"。

这话没错，但不全面。

他们是伴侣，是战友，是知己，也是五十一年里互相"斗智斗勇"的老冤家。

一个故意把表调慢两小时，一个气冲冲跑去"提出抗议"。

一个在雪后清晨打电话说"有事"，一个穿好衣服赶来才发现，所谓的"事"，就是一起看雪。

这种浪漫，不轰轰烈烈，但足够动人。

因为它发生在一个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肩负整个国家的人身上。

他愿意在缝隙里，给你挤出两个小时。

这比任何山盟海誓都重。

爱一个人，不是说出来的，是做出来的。

周恩来用五十一年，做了最好的示范。

参考资料：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周恩来与邓颖超：那个年代的爱情》

《环球人物》杂志2017年第4期《周恩来邓颖超的情书》专题报道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出版《周恩来邓颖超通信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