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最后一天，王明突然抛出一份私拟的中央领导人名单

“克里姆林宫出来的理论家”是如何炼成的

1925年，原名陈绍禹的王明，作为早期中共党员中的一员，被组织选中，远赴苏联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这所大学是在孙中山先生与苏联达成合作的背景下创办，旨在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是共产国际直接影响和输送革命理论的重要基地，汇聚了众多来自东方国家的革命青年。

在这样的环境中，王明展现出了非凡的学习能力和理论记忆力。他的理论水平甚至得到了部分苏联教员的认可和赞赏，特别是其东方部领导层的好感与信任，使他被视为能够准确理解和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的理想人选。

缺乏在中国国内领导武装斗争或建设根据地的实际经验，在当时并未被共产国际视为严重缺陷，反而其纯粹的“理论家”身份更受青睐。正是凭借这份来自莫斯科的“理论认证”和共产国际高层的支持，王明得以在政治舞台上迅速崛起。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年仅27岁的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强力运作下，被直接推举进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

夫当时作为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副部长及中山大学校长，对王明等一批留苏学生（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成长和上位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次会议的结果是王明等人取代了此前被认为犯了“右倾”错误的领导层，但也开启了此后数年中共党内更为严重的“左”倾错误路线时期。

纸上谈兵代价高

王明及其所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掌握部分中央领导权后，其理论开始被强制推行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尤其是在军事战略和根据地政策方面，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1931年，尽管王明本人可能已准备动身前往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但他所推行的路线通过留守上海的临时中央继续贯彻。

例如，根据您提供的资料，在东北地区，受到这一路线影响的“北方会议”做出了错误的战略指导。会议要求在“九一八”事变后奋起抵抗的东北抗日武装，放弃已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适应敌强我弱现实的游击战术，转而采取冒险主义的策略，即集中力量攻打由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日本关东军重兵把守的大城市和县城。

其结果是毁灭性的：东北抗日力量遭受重大损失，东满根据地人口锐减七成，经济基础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对革命政策不满或恐惧的富农、中农选择逃亡，根据地的群众基础和社会秩序受到极大冲击。

在南方的主要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王明的“左”倾路线同样带来了灾难。1932年后，特别是博古（秦邦宪，亦是留苏学生代表）进入中央苏区负总责后，全面推行了王明的军事思想。在面对国民党军队调集重兵发动的第五次大规模“围剿”时，他们摒弃了毛主席等人在前四次反“围剿”中总结出的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运动战原则，转而推行所谓的“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

在具体战术上，则表现为“全线进攻”、“两个拳头打人”以及后来的“短促突击”和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红军在这种错误的战略指导下，处处设防，处处挨打，机动性丧失，有生力量被大量消耗。最终，第五次反“围剿”惨遭失败，中央红军主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即长征。

“钦差大臣”驾到，延安窑洞里的暗流涌动

1937年底，王明肩负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书记处的指示，带着斯大林的嘱托，结束了在莫斯科长达六年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生涯，乘飞机返回中国。当他于11月抵达延安时，中共中央给予了极高规格的欢迎。毛主席亲自率领在延安的中央领导，前往机场迎接，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

王明并未将延安作为他归国后的唯一重心。在返回延安之前，他先是停留在了当时的抗战中心之一武汉，并在此积极活动，组建了中共中央长江局，自任书记。长江局管辖范围广泛，包括了华中、东南、西南等广大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组织和统战工作。

王明试图将长江局打造成独立于延安之外的另一个领导中心，提出了许多与延安中央不尽一致的政策主张，尤其是在统一战线问题上，他过分强调联合，甚至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这被认为可能放弃中共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一时间，长江局声势浩大，被一些人称为“第二政治局”，形成了与延安分庭抗礼的局面。这种潜在的紧张关系和权力博弈，在1937年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即“十二月会议”）上达到了一个小高潮。会议原定议程是讨论抗战形势和党的任务。

但在会议的最后一天，王明突然偏离议题，从随身携带的皮包里拿出了一份事先准备好的手写名单，提议调整中央书记处（相当于政治局常委会）的成员。这份名单极具冲击力：他将自己的名字放在了毛主席之后、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负总责）的张闻天之前，将张闻天排到了第七位。

名单中还增加了康生、陈云等同样具有留苏背景或与他关系密切的干部。试图通过改组核心领导层，复制六年前在米夫支持下依靠共产国际权威迅速上位的模式，将权力重新掌握在自己手中。他还进一步提议组建中共七大筹备委员会，并自荐担任书记。

权力博弈暂落幕，历史走向何方？

王明在1937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精心策划的尝试，最终未能获得成功。这份由他个人事先拟定、试图改变权力格局的名单，遭到了与会多数领导人的抵制。特别是那些从十年内战和艰苦卓绝的长征中一路走来，亲身经历和纠正过“左”倾错误的领导者们，如毛主席、张闻天、周恩来等人，他们对于王明过去那种脱离中国实际、照搬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做法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有着切肤之痛。

凭借其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和长期积累的理论声望，王明在党内部分干部中，尤其是在一些同样有留苏背景或受其思想影响较深的干部中，仍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他所主导的长江局在一段时间内仍在推行与延安中央有所差异的政策主张。

这场由王明归国所引发的关于党的领导权和路线方针的激烈博弈和思想交锋，直到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才迎来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次全会是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党面临新的复杂局面的背景下召开的。会上，刚刚从苏联伤愈归国的另一位重要领导人王稼祥（也曾是留苏学生，但思想已发生转变），带回并传达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重要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明确意见。

其核心内容是：肯定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中央领导层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在中共党内应支持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这个来自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的最新“最高指示”，具有决定性的权威。

它实际上是对过去几年中国革命实践的追认，认可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路线的正确性，也等于间接否定了王明试图争夺最高领导权的基础。共产国际态度的转变，为延安这场围绕领导权的内部争论暂时画上了一个休止符，极大地巩固了毛主席在党内的核心领导地位，推动了全党的团结统一。

晚年异国岁月：未竟的反思与最后的执念

新中国成立后，王明曾在政法战线上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对于自己过去所犯的“左”倾错误，他始终拒绝进行更深入的检查和反思。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曾要求他向中央写出书面声明，但他一直未能执行。这最终导致了中共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对其错误进行了组织认定。

出于人道关怀和历史贡献考虑，中共中央曾两次批准王明前往苏联治病，并每次都给予了周到的安排。在他身在苏联期间，党在政治上依然给予关怀，中共八大仍选举他为中央委员，并希望他康复后能回国继续工作。

随着中苏关系的逐步恶化，王明的选择走向了另一条道路。他在病情好转后并未选择回国，反而从1969年开始，在中苏论战的背景下，以“马马维奇”等笔名，在苏联的报刊上连续发表文章，公开诽谤和攻击毛主席以及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1974年3月27日，这位曾经在中国革命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理论家，在莫斯科郊外的寓所因病去世，终年70岁。

参考资料：[1]郭国祥,丁俊萍.论抗战初期王明与毛泽东的合作和分歧[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1(1):105-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