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续了42年的特殊时代印记，在2026年即将彻底终结。日本高市早苗当局正式决定，从明年起取消中国留学生在日打工收入的免税政策，这标志着自1983年《中日税收协定》签署以来，给予中国留学生的这项“超国民待遇”将成为历史。日本财务省将其解释为“与国际税收标准接轨”，以实现“公平课税”。然而，当这项仅针对单一国家的调整，遇上高市早苗鲜明的“本国人优先”立场与微妙的中日关系时，其背后释放的信号，远不止于税收本身。

这项即将被取消的政策，根植于中日关系的“蜜月期”。1983年，作为对东方大国放弃战争赔偿的“感谢”与经济合作的一部分，两国签署税收协定，其中明确规定中国留学生为维持生活和教育所获的款项可免征所得税。在当时留学生稀少的背景下，这是一项友好的象征。

然而，四十多年间，留学格局发生了根本性逆转。根据日本学生支援机构（JASSO）2025年发布的数据，2024年在日外国留学生总数已突破33万，其中来自中国内地的学生高达123，485人，占比36.4%，稳居首位。与此形成尖锐对比的是，在华的日本留学生人数已不足1万，两者差距高达17倍。政策从双向互惠演变为事实上的“单边优惠”。更特殊的是，中国留学生的打工收入享受“无任何免税上限”，这与韩国（上限2万美元）、菲律宾（上限1500美元）等国的留学生待遇形成差异。有越南留学生曾对此表示困惑：“同样在便利店兼职，中国同学拿全薪，我却要被扣10%的税。”

从纯经济角度看，政策调整对多数中国留学生的实际影响可能有限。日本税制规定，年收入超过120万日元（约合5.8万元人民币）才需纳税。按法定每周打工28小时、时薪1000日元计算，年收入约145万日元，扣除各类免税额后，需缴纳的所得税和住民税合计约10万日元（约4900元人民币）。并且，近年来中国留学生对打工的依赖度已显著下降，从事兼职的比例已低于10%，远低于越南、尼泊尔等国留学生。

既然如此，日本政府为何要执意推行这项可能“得罪”最大留学生源国的政策？其政治与象征意义或许大于经济考量。

推动修订的自民党参议员小野田纪美曾直言：“日本的宝贝不是留学生（中国），而是日本孩子。”取消一项被渲染为“特权”的政策，有利于迎合部分民众的“对等对待”情绪，塑造维护本国利益的强硬形象。

政策调整的时间点颇为微妙。正如日本立命馆大学教授松本淳所分析，此举是日本对华政策的延伸，意在释放明确的政治信号。当“与国际接轨”的泛泛之谈，具体化为针对东方大国的单独行动时，其意图便不言自明。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此前已逐步取消了对美国、新加坡等国留学生的类似减免。此次行动，可被视为其税务“公平化”进程中对最后一个、也是规模最大一个“特例”的清理。

这项看似“技术性”的税收调整，可能撕开一道意想不到的裂缝，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其结局远非日本政府所宣称的“公平”那么简单。

首先，直接冲击依赖兼职的底层留学生与日本服务业。 尽管整体依赖度下降，但仍有相当一部分学生需要打工支付高昂的生活成本。在东京，留学生月打工收入中位数约为12万日元，这是许多人支付房租、伙食的“命脉”。新政实施后，他们每月可能少收数千至上万日元，不得不延长工作时间，挤压本已紧张的学习精力。更深远的影响在于，餐饮、零售、养老等本就面临“用工荒”的行业，其28% 的兼职岗位由留学生填补。当政策寒了心，这些“辛苦活”谁来干？这难道不是对日本自身社会运转的一次打击吗？

其次，动摇日本留学竞争力与人才战略根基。 日本政府刚雄心勃勃地将“30万留学生计划”升级为 “40万计划” ，并配套一系列签证、就业优惠以在全球“抢人”。然而，此项针对最大生源国的税收“刀子”，与扩招的“糖果”背道而驰。东北大学的数据显示，政策风声已导致中国学生的入学咨询量下滑超过50%。如果东方大国的优秀学子因此转向加拿大、澳大利亚乃至欧洲，日本损失的就不仅是每年高达3000亿日元的留学生经济贡献，更是其亟需的年轻劳动力和高端科研人才。这岂不是与“未来人才签证”吸引STEM领域精英的国策自相矛盾？

最终，侵蚀两国关系的民间纽带与信任基石。 1983年的税收协定是两国关系升温的产物。如今，单方面废止这项承载历史记忆的安排，传递给东方大国民众的，是明显的冷淡与不友善。教育交流本是缓和政治关系的润滑剂，如今却可能被工具化，成为释放对立情绪的载体。一些日本地方政府已担心留学生流失，开始筹划“区域性补贴计划”，但这仅是亡羊补牢。一旦信任受损，民间交往降温，重建的代价将远超区区税收所得。日本财务省测算此举每年可多收80亿日元税款，但与可能失去的人才、消费市场和友好关系相比，这真的是一笔划算的交易吗？

一项实施了42年的政策谢幕，表面是税务技术的更新，内里却是时代政治的翻页。当教育被赋以过重的象征意义，学子们的账本便成了国际关系的晴雨表。高市早苗当局或许认为这只是“纠正象征性不平等”，但它无意中可能为日本打开了一个更加复杂、更加困难的未来。历史将证明，最大的“不公平”，或许是一个国家为自己亲手构筑的人才与信任壁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