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全国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少老干部受到冲击，处境十分艰难，生活和工作都非常不便。

为此，在毛主席的亲自过问下，周恩来总理指示将一些省委书记以 “开会”“参加学习班” 等名义，接到北京，保护了起来。

对此，谭震林感到十分欣慰。然而，在没有见到主持上海市委全面工作的陈丕显被接到北京时，谭震林表现出了深深的担忧……

2月，北京的天气还带着寒意，谭震林的心情却很难平静，甚至有些激动。这段时间，他的心里装了太多的事情。

谭震林是个刚直不阿的人，眼睛里容不得沙子。想起陈丕显的遭遇，他的心里就不能平静，决定跟那些人针锋相对地斗。

谭震林没有隐藏心中的想法，曾不止一次地对身边的人说：“该我放炮了，非把他们轰倒不可！”

2月16日，谭震林在来到会场时，参加会议的人还没有来全。于是，他便走进会场，坐了下来。

刚坐下不久，谭震林便发现一个人走了进来。

此人夹着一个皮包，显得一副春风得意的样子。远远地看着那人的样子，谭震林便知道了他的名字。他就是张春桥。

张春桥径直走向着座位走了过去。

这时，谭震林站起身来，向着张春桥走了过去，拦住他便问：“陈丕显为什么不让来北京？”

谭震林说话如此直白，除了他的性格刚直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对张春桥非常熟悉。

张春桥是山东巨野人，曾于1938年去过延安，并在这年8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张春桥一直从事革命的宣传文化工作。

1949年，张春桥随军来到上海任职，并在建国后担任了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后来又先后担任了新华社华东总分社社长，上海解放日报社副总编辑、社长、总编辑，中共上海市委常务委员、宣传部部长、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等职。

1966年5月，张春桥又担任了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兼华东局宣传部部长。

由于，谭震林曾担任过中共中央华东局企业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华东军政委员会土改委员会主任、工业企业工作委员会主任等职，算得上张春桥的老上级了。

因此，谭震林对张春桥十分熟悉，也知道张春桥的为人。故而，在见到张春桥时，他才会开门见山地提出质问。

事实上，谭震林之所以以那样的口吻问张春桥，是因为他在被保护的华东各省市委第一书记名单上见到过陈丕显的名字。

当时，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周恩来总理拟出了一份需要保护的中央局和省市委第一书记保护的名单。据黄火青回忆：

“1967年4月10日，我乘飞机去北京。住中央组织部招待所……到了招待所，这才知道原来江华、廖志高、江渭清、高克林、张平化、谭启龙、张体学和曹祥仁等一大批人都住在那里，还按省委书记规格接待，一人一屋。”

当时，陈毅副总理也根据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拟出了一份华东各省市委第一书记名单。

在陈毅副总理拟出的这份名单中，谭震林看到了陈丕显的名字。除了陈丕显外，这份名单中还包括了叶飞、江华、江渭清、谭启龙、杨尚奎等人

1967年1月28日，中央分别派出专机，从福建、江西、浙江、江苏等地把叶飞、张平化、杨尚奎、江华等接到北京。

然而，在其他人陆续被接到北京时，谭震林却迟迟没有见到陈丕显。对此，谭震林十分担忧。

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谭震林一直想搞明白。

原来，在接陈丕显的飞机到达上海机场后，飞机在江湾军用机场一直停了好多天，一直在等着陈丕显的到来。

然而，由于张春桥暗中搞鬼，王洪文下控制的人把陈丕显和曹荻秋扣住不放。他们这才没有走成。

那天，听到谭震林问“陈丕显为什么不让来北京”时，张春桥简直有些不敢相信，一下子就愣在了那里。

片刻后，张春桥才回答说：“群众不答应啊！”

似乎感觉到这样的回答不能应付谭震林，张春桥又补充说：“他来不来北京，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

当时，听了张春桥的话，谭震林非常愤怒，一直说了许多话，而这些话，也是他这半年多来的心里话。

说完后，谭震林又提高了嗓门，说：“这一次，是我们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次！”

虽然一些人对谭震林的话感到非常“义愤”，但也也没敢大声说，而是私下叽叽咕咕了一会儿。

说到气愤顶峰处，谭震林站了起来，将自己的大衣拿在手里，说：“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现场，谭震林光明磊落、无所畏惧的斗争形象，印在了大家的心里。

然而，谭震林的讲话，却得罪了人。不久后，谭震林便遭到了打击和迫害，被批判揪斗了两年半之久。

1973年，谭震林才从桂林回到北京。后来，在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安排下，谭震林恢复了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生活待遇，并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1975年1月，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谭震林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