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 年 10 月 8 日，中央军委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抵达沈阳后，通知驻守安东的十三兵团邓华、洪学智前来会面。二人赶赴沈阳，向彭德怀汇报部队备战情况，共同研讨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

1950年8月31日，鸭绿江北岸的战争准备已经做到纸面上了。
第十三兵团参谋长解方执笔，邓华、洪学智、解方联名形成一份关于边防军作战准备的报告。
里面摆着的都是很具体的问题：朝鲜的山地怎样打，敌军机械化程度高怎么办，部队缺少高射和反坦克武器怎么办，出国以后粮弹怎样供应，还提出加强后勤机构、派干部先期了解情况。此时距离彭德怀受命，还有一个多月。

7月13日成立的东北边防军，已经把第十三兵团所属第38军、第39军、第40军和第42军以及三个炮兵师等部队陆续集中到东北，兵力25万余人。

邓华是第十三兵团司令员，洪学智任副司令员。
他们守着鸭绿江，同时做着另一套准备，一旦中央决定出兵，这支边防军就要跨过国境。

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朝鲜战局急转，原来还能按月计算的整训时间，很快只能按天计算。

10月8日，毛主席发布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当天上午，彭德怀从北京乘飞机抵达沈阳。到达以后，他紧急召见邓华、洪学智、韩先楚等第十三兵团领导干部，商量指挥机关、出师动员以及各项准备工作。

摆在彭德怀面前的部队已经集结，敌情、地形、装备和后勤也已经研究了数月。缺口出现在另一处：边防军此前面对的是“必要时出动”，10月8日以后面对的是怎样尽快把二十多万人的准备变成一次真正的跨境作战。

一道鸭绿江，把这个变化压得很实。

原来的出兵方案考虑先投入两个军、两个炮兵师。可桥就在江上，敌机就在空中。先头部队一旦过江，如果铁桥随后遭到轰炸，后续兵力不能及时跟上，已经进入朝鲜的两个军就可能在敌军面前失去兵力集中条件。

10月10日，彭德怀向中央提出修改方案。
他把原拟先出动两个军、两个炮兵师的计划改成四个军、三个炮兵师全部集结到江南待机。

毛主席11日复电同意。部队还没有过江，首批投入的地面兵力已经扩大了一倍。

这一变化也把邓华、洪学智此前几个月的工作接进了新的指挥链。
哪些军已经完成集结，装备缺什么，朝鲜道路怎样，渡江后从哪里展开，敌军推进到了哪里，这些情况都集中到彭德怀手中。沈阳会议之后，他又赶赴安东，同邓华、洪学智研究入朝部署和敌军动向，并到鸭绿江北岸察看渡江地点。

地面上的事一项项往前推，最难补的一块却在天上。

10月9日沈阳军以上干部会议期间，空中掩护已经成为各军指挥员关心的问题。
中国军队准备在缺少现代空战经验、地面防空力量有限的条件下进入朝鲜，而美军拥有明显的空中优势。彭德怀、高岗向中央询问能够得到多少战斗机、轰炸机掩护以及何时能够投入。
这个问题很快撞上了现实。

周恩来赴苏联商谈后传回消息，苏联空军不能按照中方原先希望的时间投入支援。10月12日，毛主席通知彭德怀、高岗，原定出动方案暂不实行，部队留在原地继续训练。

几天里已经重新计算过的兵力、桥梁和渡江计划，被突然按住。

四个军可以重新排部署，炮兵可以调位置，渡口可以反复察看，制空权却无法靠十三兵团内部调动解决。

10月8日那纸任命交给彭德怀的，也就不只是几支军队的指挥权。
中央的出兵决定、东北军区负责的后方供应、第十三兵团已经做好的战备以及尚未落实的空中支援，都要在同一套行动中接起来。

13日，中央再次讨论后，出兵决定继续执行。彭德怀随即转入恢复出动准备。
到了18日，命令已经细到渡江时间，四个军和三个炮兵师按计划行动，部队黄昏开始过江，天亮前完成隐蔽。

10月19日黄昏，大批志愿军部队从鸭绿江一线秘密进入朝鲜。

几天后，第十三兵团指挥机构也进入朝鲜，同彭德怀的指挥所会合，原先负责东北边防准备的机关逐步转入志愿军总部体系。25日，志愿军同北进之敌发生战斗，第一次战役开始。

一个多月前，邓华、洪学智、解方还在报告里列高射炮、反坦克武器、后勤机构和朝鲜地形。

10月下旬，这套班子已经在朝鲜境内运转。
沈阳那次会面夹在两者之间，接上的恰是这道缝隙：一头是准备了三个月的东北边防军，一头是一支已经接到命令、必须跨过鸭绿江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