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路上，与红军作战最卖力的是谁？ 没错，他就是王家烈，当时红军长征占遵义的目的，就是想在贵州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王家烈是贵州王，当然不愿意让红军占领贵州，所以他用两个师反攻遵义，结果被红军打残击溃，损失惨重。
贵州这盘棋，王家烈原本以为自己还能稳稳握住。可红军一进入黔北，局面马上变了。
遵义不是一座普通城池，它连着川黔通道，也牵着贵州北部的门户。谁控制遵义，谁就能在贵州打开一个关键缺口。
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这个消息传到王家烈那里，压力可想而知。
对别人来说，红军只是从长征路上经过；对王家烈来说，这是直接进了他的势力范围。贵州是他多年经营出来的地盘，城池丢了，威信就跟着动摇。
王家烈当时挂着贵州省政府主席、黔军首领的名头，外人称他“贵州王”。听起来很威风，其实他的根基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牢。
贵州山多路险，地方派系也多，黔军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各部队之间有自己的小算盘。所以王家烈必须打。
他不是不知道红军能打，也不是看不出黔军短板，可他没法不动。若是不打，贵州地方上会认为他守不住地盘；南京方面也会借口说他无能。
对一个地方实力派来说，失去面子还不是最要命的，失去兵权才是最危险的。1月中旬，遵义会议召开，随后红军离开遵义，转向川黔边一带活动，表面看，王家烈像是缓过了一口气。
但这只是短暂间隙，红军的长处就在于不按对手预想的路线走，敌军以为红军要一路北上，红军却很快回师黔北。1935年2月下旬，红军重新杀回遵义方向。
桐梓、娄山关相继成为焦点。娄山关是遵义北面的险要关口，关口一松，遵义就很难保。
黔军守不住这一线，王家烈多年攒下的家底，开始被迫推到战场正面。这时王家烈最想做的，就是把红军从遵义一带赶出去，他调动部队配合作战，又依靠中央军吴奇伟部增援，吴奇伟所部第59师、第93师向遵义方向反扑，意图夺回主动权。
王家烈看似等来了帮手，实际上也把贵州局势交到了更复杂的局面里。2月28日前后，遵义附近的战斗打得很激烈。
红军没有死守城池，而是在红花岗、老鸦山、忠庄铺一线灵活应战。敌军往前压，红军就从侧翼寻找破口；敌军想集中力量夺回遵义，红军偏偏打它指挥混乱、配合不稳的弱点。
吴奇伟部一度攻得很急，但后劲不足。黔军和中央军之间配合并不顺畅，各自顾虑也多。
红军抓住这个空当反击，敌军阵脚很快松动。等撤退开始后，队伍就难以保持秩序，败局随之扩大。
乌江边的一幕，更让这场战斗带上了强烈的转折意味。吴奇伟撤过浮桥后，为阻止红军追击，下令砍断浮桥。
不少没来得及过江的官兵被留在江北，整个反攻计划彻底破产。遵义战役打完，王家烈损失的不只是兵，还有他在贵州说话的分量。
黔军本来总量就有限，能拿出来打硬仗的部队更少。两个师被打残，对中央军来说也许还能补充，对王家烈来说却是伤到筋骨。
地方军阀最怕什么？不是输一场仗，而是输了之后没人再把他当成能撑局面的人。
蒋介石看到了机会，过去贵州地方势力坐大，南京方面想插手并不容易，可红军这一仗，把王家烈的军事实力打得大大缩水。兵权一弱，省政权也就守不住，王家烈越卖力反攻，越把自己的本钱消耗在前线，反而给蒋介石接管贵州铺好了路。
后来，王家烈被调离贵州，去了军事参议院担任参议一类的虚职。从表面看，他还有名义上的职位；从实际看，他已经离开了真正的权力中心。
一个曾经在贵州说一不二的人，就这样一步步被挤出自己的地盘。他的失败，不只是因为黔军打不过红军，也不是单纯因为一场遵义战役。
更深一层看，是贵州地方军阀的老路走到了尽头。王家烈想守住自己的地盘，必须拼命打红军；可一拼命，家底就被打薄；家底一薄，蒋介石就能顺势伸手。
王家烈的结局很有历史意味。他不是没有动作，也不是不卖力，恰恰相反，他动得太急、压得太重，把贵州有限的兵力都推到了决定性战场上。
红军用机动作战打破了他的防线，蒋介石则利用他的虚弱接过贵州。到最后，王家烈输掉的不只是遵义，也不是简单丢了几个师，而是失去了作为地方实力派继续存在的根基。
历史有时就是这样，一场战役落幕，真正被带走的，是一个旧势力的整个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