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梅贻琦不顾学生们的苦苦挽留，毅然南渡，临走前，他说道:“我若留在大陆，就保护不了清华基金了”，5年后，梅贻琦儿子梅祖彦独自回国，而梅贻琦则前往海峡对岸创办新竹清华大学。 当时，学生们一听说这事，都拉着他的衣角苦苦挽留，盼着他能留下来，可梅贻琦已经拿定了主意，看着眼前这群舍不得他的学生，他只说了句沉重的话：“我若留在大陆，就保护不了清华基金了”。 事实上，这也是他心底最坚定的执念——清华的庚款基金存于美国，由他亲自经管，他深知，这笔钱就是清华的未来，是培养人才的根基，绝不能有任何闪失。 而梅贻琦向来是个不爱说话“寡言君子”，平时话少还严谨，但只要事关清华的命运，他从来都是果断决绝的，他放弃了熟悉的校园，放弃了朝夕相处的师生，独自踏上南渡之路，背后藏的全是对清华的责任。 据记载，他南渡后，先辗转于南京、香港、美国等地，始终牢牢掌控着清华基金，拒绝了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任命，只一心守护着属于清华的财产。 五年后的1954年，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不顾当时的阻碍，独自从美国绕道法国回到了祖国大陆，后来还任教于清华大学水利系，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片土地。 而此时的梅贻琦，则肩负着另一份使命，前往海峡对岸，着手创办新竹清华大学。 他没有辜负清华的薪火，在台湾白手起家，哪怕条件艰苦，也始终坚守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的理念，延续着老清华的校训、校歌，让清华的精神在海峡对岸生根发芽。 他在新竹清华当了六年校长，直到生命尽头，都在为清华的发展操劳，手上握着巨额基金，自己却清贫一生，去世后甚至要靠大家募捐才能安葬。 有人说他固执，也有人不理解他的选择，但真正懂他的人都知道，他这一辈子，早就牢牢和清华绑在了一起。 从北平清华到新竹清华，从守护基金到创办新校，他用一生的坚守，诠释了什么是“清华人”的责任与担当，而他与儿子一岸相隔、各自坚守的选择，也藏着那个时代文人的无奈与赤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