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时，日军奸污妇女到什么程度？一位伙夫说出了实情……南京城陷落后安全区内一位伙夫亲眼看到日军对妇女的侵犯情况。他后来把这些经历讲出来，让人们知道当时侵犯行动的程度远远超出想象。他的话成为了解那段历史的重要线索。 张福智1937年26岁，在南京一家店铺担任伙夫工作。他负责厨房事务，处理日常食物准备。日军部队逼近南京城时，店铺老板收拾资金离开。他家中母亲长期瘫痪，不能自行移动。他因此决定留在南京照顾母亲。他安排母亲进入国际安全区。在区内他获得煮粥的任务，每天处理米粮和水，煮好后分发给难民。这个工作让他有固定活动范围，也让他留意到安全区内人员流动和事件发生。他在完成任务的同时注意母亲的日常照料，确保她有基本食物和休息条件。安全区聚集大量从城内来的平民，环境拥挤但提供一定庇护。 安全区由国际人士管理，本意保护平民免受伤害。但日军占领南京后多次进入这一区域。他们无视管理规定，直接针对女性开展行动。妇女的年龄范围很广，从年幼的到年长的都包括在内。有些妇女尝试改变外貌，比如用锅灰涂抹脸部和穿旧衣服来减少被注意的机会，但日军仍然进行搜寻和带走。张福智通过煮粥工作位置看到这些进入行动的次数不少。安全区的边缘区域成为行动重点，单独居住的妇女更容易遭遇。这样的情况持续了较长时间，保护效果受到限制。 张福智讲述的内容中包括他观察到的妇女被带走的情况。三天时间内有47名妇女被日军从安全区带走。返回的妇女数量不到10名。这些返回的妇女身体带有伤痕，行动能力下降。日军行动针对不同群体，包括年纪小的女孩和年纪大的老人家。一些怀孕妇女也处在类似风险中。行动显示出针对性和重复性，不是偶然发生。妇女返回后的状态反映出经历对身体的影响很大。 日军使用招聘信息吸引妇女。他们对外宣称需要女工从事洗衣和做饭工作。很多妇女出于家庭需要前去应招。应招后这些妇女被带到封闭地点关押。相关记录提到有10名妇女被集中到地下室，由60名士兵参与行动，过程有武装监视，妇女处于完全被动位置。这种方式增加了受害人数。 安全区内的教堂等地方也没有避免类似情况。圣保罗堂有20多名妇女被带入。两天时间里那里发生侵犯事件。之后现场检查发现11具女性遗体。遗体衣物损坏而鞋子保持完整的情况被指出可能与事后整理有关。这支持了行动有一定组织的判断。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书认定，日军占领南京第一个月发生接近2万起强奸案件。拉贝等西方人士的报告确认了这一数量级。受害者包括各个年龄段的女性。李秀英19岁时怀孕，在安全区遭遇行动，她反抗导致被刺伤多处，腹中胎儿未能保住。她接受治疗后存活，并出庭作证。夏淑琴家庭成员中母亲和姐姐遭受侵犯后死亡。施怀庚证言中妇女用锅灰抹脸的做法得到提及。这些证言共同描绘出侵犯行为的广泛范围。 张福智作为伙夫继续从事类似劳作。他把亲身看到的情况提供给历史收集人员。他的讲述补充了安全区内具体事件的细节。这些口述材料与其他文件一起构成历史证据。他保持普通生活方式，专注于工作和家庭事务，没有过多公开活动。 张福智晚年与家人居住在一起，身体随着年纪增长出现变化。他在有能力时继续分享记忆内容。2016年11月26日他以89岁年纪去世。家人为他办理后事。他的证言被记录保存下来，成为南京大屠杀相关档案的组成部分。这些档案供研究和教育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