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汉奸小队长，正拿蘸了凉水的皮鞭，抽一个地下党。抽到一半，手停在半空，因为发现吊在房梁上这个快断气的，是出了五服的亲外甥。 1939年的冀南大地，深秋的冷雨像是细碎的铁钉，敲在县城伪军据点的瓦楞上。审讯室里，煤油灯的火苗发疯似地乱窜，映着墙上那道忽大忽小的黑影。 刘德山举着蘸饱了凉水的皮鞭，正要把眼前的“蒜贩子”彻底打碎。那个年轻人被吊在房梁上，碎烂的衣领耷拉着，露出后颈一截像长虫一样的旧疤。 那一瞬间，空气像是被抽干了。刘德山的胳膊僵在半空，像是一尊滑稽的泥塑。那道疤，他死也认得——那年陈家外甥才七岁，从大槐树上栽下来，还是他刘德山背着这娃跑了十几里地找的郎中。 这个外甥叫陈子良，也就是此时刘德山眼里的“死刑犯”。就在几分钟前，这年轻人因为一双没茧子的“读书人的手”在关卡露了底，而他筐底那些绝密的情报，足够让全县的地下联络点化为焦土。 刘德山杀过人，但他没法在祖宗面前杀亲。在那个宗族观念比命大的华北荒原，要是亲手弄死了自家“五服”内的血脉，那这辈子不光进不去祖坟，脊梁骨也得被乡亲们戳烂。 他在电光火石间拨拉起心里的“政治账”。这1939年的世道，日本人瞧着凶，可村头巷尾的抗日武装像割不尽的韭菜。给自己留个后路，总比把事做绝要强。 他突然扯开嗓子吼了一声，那是混迹地痞与行伍练出来的烟酒嗓，带着股子不耐烦的狠劲，把手下那帮伪军全轰了出去。理由很简单：老子要单独审这硬骨头。 门合上的那一刻，鞭子甩在了土墙上，“啪”的一声，那是给门外宪兵听的动静。刘德山凑到外甥耳边，吐出的不再是生硬的官话，而是那句带着土坷垃味儿的乡音。 陈子良意识模糊中应了一声。刘德山心头一颤，动作没停，从怀里掏出止血粉胡乱往伤口上糊，又翻出平日里为了应付日军检查才记下的那张据点布防图。 那是张要命的纸，上面圈着巡逻队的换岗缝隙，还有外墙那个半塌不塌的缺口。刘德山从兜里掏出几块银元和一把干粮，甚至还摸出了一根沉甸甸的“小黄鱼”金条，那是他留着跑路用的底牌。 那一夜，县城外沟渠里的积水漫过了膝盖。刘德山把陈子良“扔”了出去。在日军宪兵那儿，这叫“劫狱”。在陈子良怀里，这是通向新四军伏击圈的生死情报。 1940年那场全歼日军运输队的伏击战，火光冲天。可没人知道，情报的源头竟是那个天天穿着土黄色虎皮、背地里被乡亲们骂出油的刘队长。 之后几年，刘德山的权被削了大半，但他倒也乐得清闲。他继续利用仅剩的权限，有一搭没一搭地往村里递消息。哪天清乡，哪条路有岗哨，那些消息救下的百姓，连他自己都数不清。 时间很快跨过了战火，转眼到了1951年。那是“镇反”的当口，县里的公审大会上，刘德山跪在台上，脖子后头不再是皮鞭，而是愤怒的口号。 就在宣判的紧要关头，台下挤上来一个穿着干部装的人。那是已经当了干部的陈子良。他递交的不是检举信，而是一份关于1939年秋天的证词。 刘德山的脑袋保住了。从死刑到有期徒刑，这一笔判决的背后，是两本账的终局：一本是关于宗族的亏欠，一本是关于民族的自赎。 在这个故事里，没有那么多高风亮节的豪言壮语。有的只是一个被裹挟进战争边缘的小人物，在那个风雨之夜，因为怕死后没脸见江东父老，而突然闪现的人性光亮。 参考信息：河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1).冀南抗战史[M].河北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