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湖北沔阳刑场上，九名汉奸等待枪决。八人瑟瑟发抖，唯独一人昂首挺胸，背后插着"洪湖大汉奸黄标"的牌子。枪口对准之际，一辆吉普车冲进刑场，副省长兼公安厅长陈一新的加急电报救下了他。 主要信源：（荆楚网——抗日谍将黄标屡立奇功却被误当大汉奸 刑场上被救下） 在湖北沔阳地区的历史记忆里，“黄标”曾是一个令人唾弃的名字。 长久以来，他被乡邻视为投靠日寇、为虎作伥的“大汉奸”。 直到岁月流逝，真相逐渐浮现，人们才惊觉，这个背负骂名的人，实则是位忍辱负重、功勋卓著的隐秘英雄。 黄标早年因家贫随母流落至沔阳峰口镇。 成年后，他在洪湖水域以跑船经商为生，因性情豪爽、乐于助人，在底层百姓和船工中颇有威望，被尊称为“黄四爷”。 抗日战争初期，日军侵占沔阳后，曾多次试图拉拢这位地方上有影响力的人物，许以伪政权官职，均遭其拒绝。 彼时，他在乡里眼中是一位有气节的汉子。 但是，约在1940年前后，黄标的公众形象发生了彻底逆转。 人们突然发现，他穿上了日伪军服，出任了峰口镇维持会长、自警团长等职务，积极为日军办事。 乡亲们的敬意化为憎恨与鄙夷。 最令人痛心的是，他年迈失明的老母亲，因无法承受儿子“投敌”带来的耻辱，愤而自尽。 家人亦与之决裂。 在公众视野里，黄标彻底沦为民族败类。 无人知晓，这“汉奸”表象之下，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潜伏。 那是在一个深夜，中共襄南军分区的负责人秘密会见黄标，向他传达了组织的绝密决定。 鉴于他在当地的声望和日军的拉拢意图，组织希望他能假意投敌，深入虎穴。 他的核心任务是，利用特殊身份为在敌后艰苦抗战的新四军第五师搜集情报、筹措亟需的经费与物资。 这个任务意味着需要主动戴上“汉奸”的千古骂名，忍受众叛亲离，甚至可能牺牲生命与身后名誉。 经过痛苦抉择，黄标以对组织的绝对忠诚和对抗战的坚定信念，毅然接受了这个比牺牲更为艰难的任务，成为一名身份绝密的特别党员。 此后，黄标竭力扮演“铁杆汉奸”角色。 他“忠心耿耿”地为日军效力，逐步赢得信任，从而获取重要情报，多次使我方部队和群众免遭扫荡损失。 他曾奉命“处决”被俘的新四军干部，却在众目睽睽之下用死囚“掉包”，冒险将战友秘密营救送回根据地。 他承担的最艰巨使命，是为部队筹集给养。 当时新四军第五师因国民党断绝粮饷，处境极端困难。 黄标利用职权，控制当地水路要道，以征收“税款”为名，筹集了大量资金。 这些款项，通过极其隐秘的渠道，每月源源不断地送往第五师。 据《新四军第五师抗日战争史》等资料记载，这笔秘密经费成为该部队在1941至1945年间坚持抗战的重要经济支柱。 这些钱物，实实在在变成了战士们的口粮、寒衣和弹药。 所有功绩，在当时均属最高机密。 黄标独自承受着外人无法想象的痛苦，母亲因他“汉奸”身份自戕，亲人离散，乡邻唾弃。 他每日生活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与孤独之中，却始终坚守使命。 抗战胜利后，黄标率部起义归来，其真实身份与功绩在内部得到确认与表彰。 他以为终于可以卸下重负。 但是，随后在解放战争中，他与部队失散，一度隐姓埋名。 新中国成立后，他经证明在武汉市公安局工作。 1951年，全国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 在沔阳当地清算历史时，他担任伪职的经历成为“铁证”，而其秘密党员的身份因属单线联系且知情人甚少，地方上无从查证。 于是，他被认定为“大汉奸”逮捕并判处死刑。 在刑场上，临刑前一刻，他发出不甘的呐喊：“我不是汉奸！我每月给新四军送过二十万银元！” 行刑因省公安厅紧急指令而暂缓，但他仍因证据问题被改判十年徒刑。 1953年，这位身心饱受摧残的无名英雄，在武昌监狱含冤病逝，至死背负着“汉奸”的罪名。 此后多年，其家人亦背负沉重政治包袱。 其子始终坚信父亲清白，坚持不懈地上诉申诉。 历史的转折发生在1979年。 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在当年了解情况的老首长李先念等人的关切下，有关部门经严密复查，最终确认了黄标奉命潜伏、为革命做出特殊贡献的历史事实。 1979年9月15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正式为其平反昭雪，撤销原判。 1980年，武汉市公安局为其恢复名誉。 2014年，在其逝世六十一年后，遗骨被迁葬至湘鄂西苏区革命烈士陵园，墓碑上终于镌刻上“革命烈士”之名。 从“大汉奸”到“革命烈士”，这条路，黄标以一生的隐忍与牺牲走完，历史则用了三十余年才还其清白。 他为了民族大义和信仰，毅然舍弃了个人的一切荣辱、亲情乃至身后名。 他的故事，是一曲关于忠诚、牺牲与信仰的悲壮史诗，警示后人，有些最耀眼的光芒，曾以最沉痛的方式在暗夜中燃烧。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