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志凯教授真是一针见血。 他在近期接受媒体采访时，大胆建言：从2026年起，中国向国际组织缴纳会费以及开展对外援助，应全面尽量改用人民币结算，不再用美元。 2025年上半年，中国银行代客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达34.9万亿元，同比增长14%；沙特对华石油贸易中人民币结算比例飙升至27%，澳大利亚必和必拓接受30%铁矿石贸易用人民币计价，阿根廷更用人民币偿还IMF贷款。 这些案例证明，人民币已从单纯的支付工具升级为储值财富工具，具备支撑国际组织结算的硬实力。 更关键的是，联合国现行规则从未强制要求使用美元，美国拖欠会费却未丧失投票权，恰恰是利用了宪章第19条中“不可控原因”的例外条款——这种“规则为我所用”的双重标准，成为高志凯提议的直接导火索。 但推动人民币结算的阻力不容小觑。美国曾多次动用否决权阻挠货币多元化议案：2023年巴西提出类似建议被否，2024年俄罗斯尝试用人民币缴纳联合国会费，遭SWIFT系统以“技术不兼容”为由拒绝。 高志凯深谙这场博弈的复杂性，因此提出渐进式方案：初期采用“60%人民币+40%美元”的混合支付模式，逐步提升人民币占比。这种“温水煮青蛙”的策略，既避免直接冲击美元体系，又为各国适应新规则留出缓冲期。 隐藏在这场货币暗战背后的，是全球治理话语权的重构。当受援国拿到人民币后，可直接采购中国新能源设备、基建材料，甚至通过数字人民币计息功能实现资产保值增值。 这种“非强制、非排他”的影响力扩展，比军事存在或政治施压更具持续性。上合组织框架内，200亿元人民币无偿援助与1000亿元贷款已跑通这种模式，证明人民币结算能将援助款转化为带动国内产业链出海的催化剂。 对联合国而言，接受人民币缴费意味着财务多样化。当前联合国财政过度依赖美国，一旦美方拖欠或减少拨款，整个系统运转就陷入不确定。人民币作为第二种主要缴费货币，不仅能缓解资金集中风险，更为预算安排提供弹性。 这种“把鸡蛋放在不同篮子里”的改革，恰是高志凯建议中被低估的价值——它不是简单的货币替换，而是将“中国责任”转化为“中国权利”的关键一步。 这场变革的深层逻辑，在于打破“美元即国际秩序”的思维定式。美国将美元支付系统武器化，将金融制裁作为外交政策工具，迫使多国寻求替代方案。 东盟国家公开讨论以本币结算区域贸易，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大幅减少美元使用，这些动作与高志凯的提议形成共振。 当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日均交易额持续攀升，当80多个国家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当境外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规模突破10.4万亿元，全球货币格局已悄然生变。 高志凯的提议能否成真，取决于三方面博弈：日本、德国等主要缴费国是否愿意跟进？发展中国家是否主动接受人民币援助？联合国秘书处是否有意愿推动多币种预算制度？ 但可以确定的是，这场变革已拉开序幕——2026年1月9日，中国再次全额缴纳超6亿美元联合国会费，联合国副发言人用中文公开致谢的细节，恰似这场货币暗战中的无声宣言。 当国际舆论还在争论“人民币能否挑战美元”时，高志凯用一句反问点破本质：“当一个国家负担了全球20%的会费，却被要求使用另一个国家的货币，经过另一个国家掌控的金融系统支付，这不仅是金融不合理，更是规则不对称。” 或许，那个在纽约联合国大楼里时开时停的电梯，终将成为全球秩序变革的隐喻——谁出钱，谁出力，谁有权决定“电梯上上下下”的按钮，答案正藏在每一张货币面额不同的会费账单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