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夫妻双双上吊自尽，可骨灰无人敢去认领。此时，一个自称傅雷女儿的人说：“我来带爸爸妈妈回家。”可是，傅雷只有2个儿子，并没有女儿。多年后，傅雷的儿子找到她，想给她报酬，她只要了一个最简单的东西。 1966年9月3日，那天凌晨，上海江苏路的那栋小楼里，著名翻译家傅雷和他的夫人朱梅馥，用一根被单，结束了自己生命。这位把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带给我们的硬骨头文人，留下的遗书里，每一笔都透着清白和无奈。他说：“我们至死也不承认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 人走了，可那个年代，连悲伤都是一种奢侈。傅雷夫妇的遗体被匆匆火化，但更大的难题来了——骨灰没人敢去领。亲属们或受牵连，或在外地，或在恐惧中自保。两个骨灰盒，就那么孤零零地放在火葬场，仿佛是两块烫手的山芋，谁碰谁就要倒霉。 就在这种万马齐喑的时刻，一个27岁的姑娘，戴着一个遮住大半张脸的口罩，走进了火葬场。她对工作人员说，她是傅雷的“寄女”，也就是干女儿，“我来带爸爸妈妈回家。” 工作人员都愣了。这个时候，谁不是拼命撇清关系，怎么还有人主动往上凑？但看着她恳切又坚定的眼神，最终还是被打动了。 可谁都知道，傅雷只有两个儿子，傅聪和傅敏，压根没有什么女儿。这个姑娘到底是谁？她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 这个谜，直到十几年后才被解开。 这位自称“傅雷女儿”的姑娘，真名叫江小燕。她跟傅雷一家，非亲非故，甚至连面都没见过。 她只是一个读者，一个深深敬佩傅雷才华和风骨的普通上海姑娘。当她从朋友那里听到傅雷夫妇自尽，并且身后凄凉，连骨灰都无人问津时，心里那股劲儿一下就上来了。在那个年代，江小燕的选择，赌上的是自己的全部。 她没有多想，就去做了。她先是找到了傅雷家的保姆，打听情况，又辗转联系上傅雷夫人的弟弟朱人秀。为了买骨灰盒，她甚至还向朱人秀求助。见面时，她始终戴着口罩，不肯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和地址，只留下一个化姓“高”。 拿到钱后，她和傅雷的外甥一起去火葬场，买好骨灰盒，领出骨灰。为了保护傅雷，她特地在骨灰盒上写了傅雷的原名——傅怒安。她把两个沉甸甸的骨灰盒用一个大塑料袋装着，带回了自己家。 那不是两盒普通的骨灰，那是两份随时可能引爆的“炸药”。放在家里，就是把全家人的安危都押了上去。几天后，她又和傅雷的亲戚一起，将骨灰悄悄地寄存到了永安公墓。 做完这一切，江小燕觉得还不够。她认为，傅雷先生是冤枉的，这件事必须得有人说。于是，她又做了一件更大胆的事——给周总理写了一封匿名的信，为傅雷鸣冤。 这封信，成了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信被查截，她很快被当作“现行反革命”嫌疑犯被揪了出来。在审讯室里，人家问她：“你为什么替右派分子傅雷鸣冤叫屈？” 她不卑不亢地回答：“几年前报纸就登了，给傅雷摘帽了！他已经不是‘右派分子’了！” 对方又问：“你是不是想等傅聪回来感谢你？” 江小燕一句话就把对方噎了回去：“你看现在这个样子，傅聪有可能回来吗？敢回来吗？” 审讯抓不到什么把柄，只好把她放了。但从此，她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变。因为这段经历，她错过了青春，错过了爱情，一直没能结婚。在之后漫长的岁月里，她活得小心翼翼，甚至一听到汽笛声都会心跳加速。 1979年，傅雷平反昭雪，追悼会隆重举行。傅家的孩子们，傅聪从英国赶回，傅敏也从北京来了。他们通过舅舅，终于找到了这位恩人。 兄弟俩见到江小燕，感激之情无以言表。他们提出要给她一笔丰厚的报酬，感谢她当年的义举，也弥补她这么多年因此受的苦。 在那个年代，一笔钱可以改变很多事。但江小燕怎么回答的呢？ 她轻轻地摇了摇头，拒绝了所有的金钱。她说，自己做那件事，不是为了任何回报。如果非要说有什么愿望的话，她只想要一样东西。 傅聪问她是什么。 她说：“我非常喜欢音乐，如果你回国开音乐会，我希望能得到一张你的演出票，亲耳听一次你的演奏。” 一个在生死关头挺身而出的英雄，在一切尘埃落定之后，她想要的“报酬”，竟然只是一张音乐会的门票。 这个结局，比任何金钱的报答都更有力量。因为它告诉我们，江小燕当年的出发点，就是那么纯粹——源于对傅雷所代表的文化、艺术和风骨的敬仰。她守护了傅雷的尊严，最后，她想要的，也只是静静地去欣赏他儿子指尖流淌出的艺术。 后来，江小燕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大学，成为了一名编辑，拥有了自己平静而充实的人生。她终身未嫁，但她的一生，比很多人都丰富和高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