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 年 8 月，北京刑场的毒针刺入刘连昆血管时，这个曾佩戴两岸少将衔的叛徒刘连昆，喉结猛地滚动了一下。 注射台的金属凉意透过囚服渗进来，他眼前晃过的不是年少参军时的红旗，而是越秀公园那把递过来的折叠伞。 1992 年 11 月，庞大为就是用这把伞遮着，把第一笔美金塞进他军装内袋的。 囚服领口磨得脖子发疼，像极了他当年扛着少将肩章时的领花。 那时的军械部办公室，阳光总斜斜地落在采购清单上，钢笔划过纸面的沙沙声里，藏着多少人求而不得的权力。 他手指敲着保险柜，里面锁着新式武器的参数表，也锁着供应商塞来的金条。 1988 年那个秋夜，他就是在这里把第一根金条塞进公文包，金属棱角硌得肋骨生疼，却没抵过心里那点膨胀的欲望。 毒针的凉意漫到心脏时，他忽然想起邵正宗的酒气。那个军械局局长总爱在酒局上 “请教” 问题，酒杯碰在一起的脆响里，藏着试探：“首长，您这资历，不该就这么歇着。” 那时他刚被降成大校，办公室从朝南的套间换到朝北的隔间，桌上的 “军械部主任” 铭牌还没来得及换。 邵正宗的话像根火柴，点燃了他心里那堆怨火 —— 他觉得组织欠他的，觉得那些金条本该属于他，觉得只有更狠的路子才能捞回 “损失”。 金属托盘上的注射器还在反光，让他想起 1996 年台海危机时的加密电台。 那时他躲在卫生间，用军用电话念出演习部队的空包弹编号，听筒里台湾军情局的声音带着笑意：“刘将军，这情报值一栋台北的楼。” 窗外的训练场上，战士们正喊着口号冲锋，他挂了电话洗手，水流冲不散指缝里的冷汗，却冲掉了最后一点愧疚。 注射泵的嗡鸣声里，越秀公园的石凳仿佛又硌着后背。1992 年第一次见庞大为，对方递来的矿泉水瓶底贴着张纸条，写着 “少康一号” 的接头暗号。 他捏着瓶子的手在抖，不是怕，是兴奋 —— 对方说，只要每月提供三份情报，海外账户每月会多五万美元。 他想起老家的儿子要出国留学，想起被没收的那套房产，咬咬牙把纸条揉成了团。 血管里的药液开始发沉，他眼前闪过叶炳南的脸。那个台湾退休上校被抓时，皮箱里还装着给下线的指令，其中一页写着 “昆兄近期需提供南海舰队部署”。 他那时正在办公室整理中印边境的战备物资清单，钢笔尖戳破了纸。 他知道，叶炳南这根线一断，自己藏在香港银行的那五十万美元，再也花不出去了。 毒针的推力停了，刑场的风带着秋意。他最后看到的，是墙上 “军人天职” 四个红漆字。 这四个字曾挂在他的军校宿舍，那时他还是个扛着列兵衔的青年，对着字牌宣誓时，声音震得窗户发颤。 后来在军械部，这四个字被他挪到了文件柜最底层，压着那些见不得光的交易记录。 注射台的指示灯跳成红色时，刘连昆的呼吸渐渐沉下去。 他不会知道，搜查他住处时，侦查员在床板夹层里找到了那枚被撸掉的少将肩章，金色星徽已经氧化发黑，像他那颗被欲望蛀空的心。 也不会知道，台海危机时他泄露的空包弹情报，让我方反间谍部门提前锁定了泄密范围，为最终收网埋下了伏笔。 刑场的铁门在身后关上，带起一阵风。风里没有他年少时军营的号角声，只有金属器械碰撞的冷响。 这个从基层摸爬滚打上来的少将，这个在军械部握过实权的军官，最终没能逃过自己亲手挖下的陷阱。 毒针带来的平静里，藏着最锋利的警示：军装穿在身上，扛的是国家的信任。 权力握在手里，守的是底线的坚硬。一旦越过那条线，再耀眼的肩章，也遮不住叛徒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