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党组织派人找到浦安修，向她移交了补发给彭老总的48000元工资稿费这及一些私人物品，浦安修有些犹豫是否接受，来人告诉浦安修：“划清界限，并不一定要离婚，”   1978年冬天，北京的风冷得刮骨头，浦安修坐在屋里，看着那只帆布包，眼神里透出说不清的情绪，帆布包是组织派人送来的，说是补发给彭德怀元帅的工资和稿费，一共四万八千元，还有几件遗物，包不大，东西却沉甸甸的，像是装着一段沉埋多年的往事。   帆布包的拉链拉开时，她看见了一本旧笔记本，封皮已经磨毛，书页边缘卷起，像是被时间翻过无数次，那是彭德怀在“牛棚”里写下的自述材料，她捧着笔记本，指尖在文字上轻轻划过，仿佛能从那一笔一画中感受到他当时的呼吸与坚持，这些字迹她太熟悉了，几十年前他写给她的信，也是这样的笔锋，干净、果断、不拖泥带水，一时间，延安的黄土高原仿佛又浮现在眼前。   那是1938年，她刚从北平来到延安，穿着灰布军装，脸上还带着学生气，彭德怀那时已经是八路军副总司令，军装袖口磨出了毛边，他们的结合起初是组织安排，但日子一天天过着，两人之间也慢慢有了真感情，他总说得少，却总在她最忙时，给她送来热水、干粮，信里也总是提醒她注意身体，婚后不久他就上前线，她留在后方做宣传，两人靠书信维系联系，信件不多，话也不多，却句句都是惦念。   帆布包里还有一副望远镜，镜头早已模糊，镜身上有刮痕，是他用过十几年的老物件，这副望远镜陪着他走过抗战、长征、朝鲜战场，她记得那年他从朝鲜前线回来，带回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他们站在雪地里，身后是临时指挥所，他在背面写了“安修同志存念”，那时他还习惯叫她同志，她把照片放进抽屉，每次打开，雪地的光就仿佛刺进眼睛。   她继续翻着包，摸出一本《反杜林论》，书页泛黄，边角打卷，她翻开扉页，看到熟悉的笔迹：“1970年3月重读，真理不会屈从于权力，”那是在秦城监狱写下的，她知道，那些年他始终没放下对真理的执着，庐山会议之后，他被打成“反党集团”头目，关进秦城，在北京的那段时间，他把自己关在书房，屋里总是烟雾缭绕，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她端进去的粥常常凉了也没人动，他沉默，她也不敢多问，只能默默收拾残局。   1962年秋天，他们搬进吴家花园，他从前线带回一箱梨，说是让她多吃点补身体，他把梨切开推给她，果汁流了满桌，她却没心情吃，她记得很清楚，那天窗外阳光斜照，屋里却透着寒意，几年后，她提出离婚，不是因为不爱，而是因为现实太沉重，她在北师大的工作已经受到影响，同事的目光变得怪异，她开始夜里失眠，她搬出家，住进学校宿舍，第一晚抱着他送的《论持久战》哭了一整夜。   离婚申请一直没批，组织说是家务事，不干涉，这让她既轻松又沉重，他们没有彻底分开，但也不再是夫妻，那种关系像风中的灯火，明明还在，却照不亮生活，1974年冬天，他病危，组织通知她见最后一面，她正在整理他的旧文件，突然高烧到39度，整个人烧得迷迷糊糊，北师大的同志怕她撑不住，没有让她去，她坐在桌前，听着窗外的风声，像是听见了什么东西在远去。   她后来才知道，他在病床上还问：“安修最近还好吗？”那句话像石子投入湖心，在她心里泛起久久不散的涟漪，她一直记得他曾说，家乡的孩子要读书，他去世后，组织把钱交给她时，她想起这句话，立刻拿出一万元寄往湖南湘潭，指定给乌石小学修缮用，那是他的家乡，他小时候也在那里上学。   她还记得那些年在挂甲屯陪伴彭德怀度过最艰难日子的警卫员，景希珍、赵凤池——他们跟着他蹲牛棚，连棉鞋都磨穿了底，她亲自登门，把钱交到他们手上，说不出什么，只是把手里的信封放下就走，她知道，那不是施舍，是还债，她还留下四千元，用来整理彭德怀留下的文稿，她一页页翻，一字字抄，还在每章后加了注释，像是在对他说悄悄话。   1981年，《彭德怀自述》出版，她带着书稿去了太行山区，走访还健在的老战士，有人认出她，说“彭老总当年总夸你字写得好”，她蹲在地上哭了，像个走失的孩子，那天阳光正好，山风吹着她的头发，她却只觉得冷。   晚年的浦安修住在北师大的老宿舍，屋里不大，书桌上总放着《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那是她一直没能送出去的书，彭德怀喜欢兰花，她养了一盆，年年开花，有人劝她再找个伴，她总是摇头，淡淡地笑一下，什么也不说。   1991年，她病重，将最后一批资料捐给中央档案馆，每份文件的右下角都贴着便签纸，写着文件曾藏于哪里的字样：东厢房、第五块地砖下，她没有留下骨灰，只留下交代：一半撒在彭德怀的家乡，一半撒在延安黄土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