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冀察纵队政委刘道生发现，司令员郭天民瞒着军区首长聂荣臻，将一万多本该复员的老兵，悄悄的留下了。   1946年春天，中国刚刚从八年抗战的废墟中站起，国共之间的对峙却已悄然升温，表面上，重庆谈判刚签下“双十协定”，全国一片“和平”“团结”的口号；可在晋察冀前线，不少有经验的指挥官心里却清楚，和平不过是短暂的喘息，战争的火药味还未散尽。   这一年，晋察冀军区接到了来自中央的明确裁军命令：全区部队从32万压缩到20万，九个纵队缩编为四个，精兵简政，节省资源，是当时的政治需要，但对像郭天民这样的前线司令来说，这道命令却远比表面看起来复杂得多，他手下的冀察纵队，正处于张家口前线，地形复杂，敌情不明，国民党的傅作义部近来在察哈尔一带频繁调动，甚至开始小规模构筑防御工事，种种迹象表明，他们并未放下武器。   郭天民曾在抗战期间指挥过多次大仗，对敌军动向极为敏感，他从侦察连和地方情报站得到消息，傅作义的部队正在进行战前演练，换装美械，设立炮兵阵地，连铁路运输都开始夜间加密，他意识到，这不是简单的整编演练，而是为一场进攻做准备。   此时，复员令已经下达，冀察纵队要裁减一万三千人，名单已经印好，文件也已经送到各旅营，不少老兵打起了背包，准备离队，他们中有些人走过长征，有些人参加过百团大战，也有不少是在抗战后期才补入的青年战士，这些人，多半是打惯了仗的硬骨头，郭天民看着这些熟悉的面孔，心里隐隐作痛，他知道，一旦真打起来，失去了这些老兵，前线将会陷入极大的被动。   他做出了一个不寻常的决定，没有宣布反对命令，也没有明目张胆地抗命，而是悄悄将这批老兵重新编组，一部分被编入“生产建设兵团”，一部分被安排到地方民兵系统，甚至还有些被列入后勤运输单位，训练依旧，武器照发，作战准备从未间断，在表面上，这些人已经“复员”；但在实际上，他们还在岗、还在操练，只是换了名字。   政委刘道生是个办事认真、作风严谨的人，他在核查复员进度时，很快察觉了问题，按规定，每个连应当减员四十人，可兵站的粮食消耗并没有减少，炊事班蒸出的馒头还是原来的数量，他开始怀疑数据造假，便亲自走访几个营房，结果，他在一个“转为民兵”的连队里，看到全副武装的战士在进行实弹射击训练；而另一个“生产班”，正在进行夜间战术行军演练。   刘道生将这些情况整理成书面报告，送到了聂荣臻的办公桌上，在军区内部，这是一件性质严重的纪律问题，虚报、瞒编、擅改命令——任何一项都足以构成处分，不少干部认为，郭天民这是在挑战组织权威，应当严肃处理。   但事情并未如预期那样迅速推进，聂荣臻收到报告后，并没有立即动手，而是要求再做一次实地核查，情报部门也在这个时候提交了一份新材料：国民党军统在北平活动频繁，已经掌握了解放军裁军的基本情况，甚至绘制了各军区的兵力分布图，他们正在研究借“兵力真空”突然袭击张家口。   这份情报成为转折点，聂荣臻意识到，郭天民的决定虽然违反命令，却可能是出于战略考虑，他没有立刻宣布处分，而是与郭天民进行了一次闭门谈话，具体内容外人无从得知，但从此事的走向可以推测，两人达成了某种默契，郭天民继续“裁军”，但实际保留的兵力不再被追查；刘道生则被安排到其他区域，分担部分指挥任务。   几个月后，局势如郭天民所料骤然变化，1946年6月，国民党军傅作义部突然向张家口方向发起攻击，两个主力军团，配备美式装备，火力猛烈，张家口外围的防线在短时间内告急，若无增援，整座城市可能迅速失守。   郭天民立刻调动那些“转为民兵”的老兵组成反击部队，他们熟悉地形，战术老到，曾参与多次实战，在这场突如其来的战斗中迅速发挥作用，在怀来一线，他们连续顶住了敌军十四天的猛攻，打退多次装甲穿插和炮火压制，据战后统计，这批部队共击毙敌军一万余人，缴获大批装备，为主力部队的集结赢得了宝贵时间。   战后总结会上，聂荣臻坦言，如果不是这批“藏下”的老兵，张家口的防御将面临巨大风险，这次战斗也让军区内部对郭天民的看法发生了微妙变化，尽管他违反了命令程序，但结果证明他的判断是对的，这种行为在严格的军纪下并不被鼓励，却也让人无法否认其价值。   事件过后，郭天民被调往其他战区，表面上是组织安排，实则是对他的“违规”行为一种温和处理，而那批老兵，很快就被编入新的野战部队，在辽沈战役中再次发挥关键作用，他们被称为“攻坚老虎团”，成为解放军中最具战斗力的单位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