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打入日伪内部的刘人寿，正用日本人的电台给我党发报。谁知这时，几名日军冲了进来，一把推开他，检查电台！

1940年6月，上海岩井公馆顶楼的电讯室，气氛非常紧张。

刘人寿戴着耳机，全神贯注捕捉延安电台信号。他的手指在电键上快速跳动，将日军在华中的兵力部署，转化成摩尔斯电码发送出去。

突然，走廊传来“咚咚咚”的皮靴声。

刘人寿心里猛地一紧，迅速按下电键切换频率，顺手抓起桌上的日文报纸，装作认真阅读的样子。

“八嘎！”铁门被狠狠踹开。三个日军宪兵端着三八大盖，气势汹汹地冲了进来。领头的曹长一把扯掉刘人寿的耳机，用枪管抵住他的太阳穴，恶狠狠地问：“你在干什么？”

刘人寿强装镇定，指着电台屏幕上跳动的日文新闻说：“岩井大佐让我监听重庆方面的消息。”

宪兵队长森田次郎走到电台前，伸手摸了摸发烫的外壳，眼神里满是怀疑：“电台没工作，怎么会发热？”说完，他抓起电键反复敲打。

刘人寿心跳加速。就在刚才，他还用这台电台，向延安发送了“德苏战争即将爆发”的重要情报。

千钧一发之际，一名宪兵跑来报告：“电台呼号合规，监听内容也是皇军允许的。”

森田次郎死死盯着刘人寿煞白的脸，突然用刀柄狠狠砸向他的腹部，怒吼道：“下次再发现不对劲，直接枪毙！”

这样惊险的瞬间，对于刘人寿来说并非偶然。想要了解他为何能身处虎穴却临危不惧，还得从他投身革命的起点说起。

1937年深秋，17岁的刘人寿怀揣着《西行漫记》，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抵达延安。在陕北公学的窑洞里，他见到了潘汉年。

“小刘，上海现在需要像你这样有本事的年轻人。”潘汉年的这句话，为刘人寿指明了报国方向。

1939年春天，刘人寿带着秘密任务来到重庆。

为了学习发报技术，他冒险登上国民党的“民权号”军舰。舰长看着这个文弱的年轻人，满脸疑惑：“你一个学生，学发报做什么？”

刘人寿低头行礼，回答道：“家里穷，想多学门手艺混口饭吃。”可他心里清楚，自己一心只为学好技术，为革命事业出力。

在军舰上，学习条件十分艰苦。

但刘人寿没有丝毫松懈，他把发报机当作战斗武器，日夜拼命练习。三个月后，他已经能熟练操作美式发报机。当收到延安的回电时，他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了。

凭借过硬的技术和坚定的信念，刘人寿迎来了更艰巨的任务。

1940年冬天，经袁殊介绍，刘人寿进入岩井公馆。

这里表面上是“中日文化交流机构”，实际上却是日本的情报中心。刘人寿的办公室挨着日军翻译组，翻译们经常喊他：“刘桑，这个词啥意思？”

“‘罄竹难书’说的是，罪恶多得写不完。”刘人寿解释时，偷偷把日军准备进攻东南亚的情报，记在香烟盒上。他知道，这些信息将成为党中央决策的重要参考。

一天深夜，刘人寿正在翻译《新华日报》社论。

岩井英一突然推门进来，语气带着怀疑：“刘桑，最近延安那边的电讯好像变少了？”镜片后的眼神，让人不寒而栗。

刘人寿镇定地递上文件，说：“大佐，我觉得应重点关注重庆方面动态。”这才成功打消了敌人的怀疑。

在岩井公馆，危险如影随形。

日本海军特务曾突然闯入，抄走电台呼号和波长。但刘人寿没有退缩，继续小心收集情报。皖南事变后，他截获中共中央军委重组新四军军部的决定，还通过日办报纸传了出去。

1942年夏天，贝勒路的秘密电台被日军发现。

紧急转移设备时，刘人寿不小心碰倒了煤油灯，火苗“腾”地窜了起来。他急忙把发报机塞进夹壁墙，用身体挡住燃烧的窗帘。

宪兵破门而入，只看到满脸漆黑的“普通职员”。

“电台在隔壁！”刘人寿大喊。趁着宪兵救火的间隙，他悄悄把藏有情报的怀表，交给了联络员。潘汉年都夸他这招“李代桃僵”，比空城计还妙。

1948年深秋，淮海战役前夕。

刘人寿收到《徐州剿总情报》，手忍不住颤抖起来。这份标注着国民党军队部署的地图，关系着百万将士的生死。

他连夜将情报译成密码，通过高邮路的秘密电台，紧急发往延安。发报时，每敲一下电键，都是沉甸甸的责任。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

刘人寿站在弄堂口，看着国民党特务焚烧文件。他摸了摸内袋的电台零件，嘴角露出微笑——这个曾让日军闻风丧胆的情报网，终于完成了使命。

新中国成立后，刘人寿的人生却遭遇坎坷。

1955年，因潘汉年冤案牵连，他入狱了。“文革”期间又遭迫害，直到1975年才被释放，安排到缝纫机厂当工人。但他坚信自己无罪，一直坚持申诉。

1983年，公安部复查后，刘人寿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2009年3月，89岁的刘人寿在上海离世。他的遗物中，那本泛黄的密码本扉页上写着：“电波会消逝，但信仰永不磨灭。”

刘人寿，这位“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用一生诠释了忠诚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