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去了很久没去的双博馆。小雨夹雪的天气，注定了游客稀少。进入二楼主题展厅，看到一个到令我激动的名字：玉见江汉——武汉博物馆藏玉器精品展。

青铜器和玉器，游玩博物馆时最喜欢的“遇见”。武汉去过几次。为了观看曾侯乙编钟，专程去了湖北省博物院。去了才知道，何止编钟？那些在“国宝档案”和专门介绍青铜器专著里出现过的很多青铜器国宝，原来都是曾侯乙的贡献。对玉器的印象，却想不起来了。

这一次，顺江流而下来到扬州双博馆的玉器，会给我怎样的惊喜？扬州与武汉，两座因为长江被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城市，有共同点吗？

先说一首名诗：“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李白的送别诗，总是写得非常辽阔，丝毫没有别离的忧伤。被长江牵起来的两座城市，像两个分别久远的兄弟，终于找到了彼此。

多少年后，一首名叫《烟花三月》的歌曲，再度将两个城市联系在一起。其实，即便没有李白送孟浩然，没有九九年的这首流行歌曲，武汉与扬州在精神层面的融合，早已经深入骨髓，就像这次玉器展一样。

“和田玉、扬州工”。这些来自江汉之城的玉器里，有没有“扬州工”的产物？可惜，考古专家能考证出文物的大致年代，却无法考据出文物生产的所在地。上古的痕迹通过比对和炭14能让时间的误差减少到最低，遗留的信息里却提取不出产地的气息。

这次展览的玉器分为三个主题：礼器、陈设与配饰。本质上，玉是古人眼中美丽的石头。当美丽的石头经过加工，便拥有了超越石头的能力。到了周朝，《周礼》明确了“六器”礼制体系，规范了“璧、琮、圭、璋、琥、璜”的形制和祭祀等级。即“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壁，男执蒲壁。”

展品中，来自新石器时代的兽面纹玉琮，透着远古的神秘。有趣的是，不知道是哪个朝代的人，在玉琮的顶部，加装了一个黄金顶盖。玉琮变身为最高档的香薰。我相信，有此创意不奇怪，敢于将创意变成行动，一定是“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以后。

巧的是，展品中有两只白玉蝉。一只标明是汉，另一只注明为清。众所周知，汉代白玉蝉，多为葬玉。“汉八刀”的对玉蝉工艺的准确概述。所谓“汉八刀”，指的是琢玉工艺简洁简练，玉蝉神态逼真的特点。有人说，“汉八刀”指的是玉蝉雕刻只用了八刀，附会了。

“汉八刀”用的不是刻刀，而是用水砣砣成。随着葬玉风俗的日渐式微，“汉八刀”工艺终成绝唱。后来虽有众多朝代在模仿“汉八刀”，但是模仿终究是模仿，少了灵魂。清代有很多玉器，都在模仿前朝经典，却没有成功。这里将两只白玉蝉放一起，便能看出高下。

“生者佩玉，以喻其德；逝者葬玉，以护其魄”。这句话凝练地概括了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贯穿生死的双重核心价值。生者佩戴玉器，是儒家“君子比德于玉”的实践。逝者以玉随葬，主要是根植于道家及民间信仰中对玉石神秘力量的崇拜。一块精美的石头，融合了儒家道家两大哲学思想。

《周礼》规定了不同等级的活人用玉。葬玉的使用，也严格遵循着古代礼制，同样是阶级身份的重要标识。同样在《周礼》里有记载，“天子含珠，诸侯含玉”等不同社会等级者，在死后口中所含之物的区别。至于金缕玉衣、金棺玉匣等，仅限皇帝与诸侯王使用，僭越，是要杀头的。

来自江汉之城的玉器展，时间跨度从新石器时代到清朝。其中明代的陈设玉器“白马负经”摆件，将佛教传入中国的故事，简明扼要到一个精美的摆设上。其小中见大的设计，独具匠心。

用于配饰的“腊子”，正确的叫法“玉勒（上勒下玉）”。这是一种从“红山文化”就发现的玉器饰物。它不同于常见的玉璜、玉璧、玉珩等物，而是更加小巧。既可单独佩挂也可以组合到一起。

清代玉器工艺，尤为繁杂。其中代表“扬州工”的“山子”，是乾隆年间的巨型玉雕“大禹治水图”。在北京不在武汉，更不在扬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