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3月13日，36岁的张爱玲决定前往麦克道威尔文艺营，这个地方名字听着很不错，实际却是救济所。该文艺营，专门救济美国的落魄文人。

早在一个月以前，感觉到在美国生存艰难的张爱玲，就给麦克道威尔文艺营寄了申请书，申请书内容如下：

“除了写作所得之外，我别无其它收入来源。目前的经济压力逼使我向文艺营请免栖身，能让我完成已经动手在写的小说。我不揣冒昧，要求从3月13日到6月30日期间允许我居住在文艺营，希望在冬季结束的5月15日之前能继续留在贵营。”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一向高傲的张爱玲，一到美国立马低下头，其背后根源，正是那根看不见，但时刻能被感知到的“美国斩杀线”。

这条斩杀线一直存在，只是，当时这条线并未被命名为“斩杀线”，可它的作用始终没有变过。

张爱玲所生活的年代，其斩杀线的具体数值是多少，并未有明确的答案。相比之下，如今的美国斩杀线的数值，是可以被大致估算下来的。比如，如今美国工资中位数徘徊在3.5万美元左右，而大致的斩杀线，就在这个数值上下。也就是说，如果你拿不到3.5万美元的年薪，你就随时有可能被斩杀。

同今天一样，张爱玲当时在美国生活，其成本也非常高。美国的刚性支出非常多，比如房产税、医疗保险、汽车、水电费等等，生活成本也非常高，此外，如果你要进行社交，相应的支出会更多。

这些支出能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你不是美国户口，也就是没有美国绿卡，你就等于是黑户、非法移民、无家可归者，结果将会非常可怕。在美国，你没有绿卡，是租不到房子的，租不到房子，就会找不到工作，就无法赚钱养活自己，那最终结局，也就只有“被斩杀”这条路了。

张爱玲当时的窘迫，我们透过她前往麦克道尔文艺营就能看出来了。当天，她穿了一件颜色非常陈旧的古典斗篷样式的大衣，头发是许久没打理的纷乱模样，她当日是走了七八个小时的路，才抵达文艺营的。

当日的她拿着一个和她的大衣一样陈旧的行李箱，这个箱子里装着她的全部家当。箱子是她的母亲黄逸梵留给她的，是褐色的，她离开上海时就是拖着这个行李箱。

箱子的四个拐角处打了护皮的地方有磨损的痕迹，好在箱子的皮革是优质的，这弥补了这个箱子本身的破旧感带来的“寒酸”。

箱子里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除了她从上海带回来的零零碎碎的旧照片，她谋生的手稿都没有被装在箱子里。箱子里还有一些她从上海带出来的老式但保值的首饰，那是她的姑姑在她临走的那天晚上送给她的。

箱子里唯一能称得上可以给她些许安慰的，就是那几件她喜欢的丝绸衣物。

走到文艺营门口后，她看着眼前的一幢幢别墅式的房子，心略微安定了。这些房子她是熟悉的，她小的时候梦幻中出现的房子，不就是这样的房子吗？洋房的模样，是一直在她脑子里的。

麦克道威尔文艺营

张爱玲站在文艺营门口，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接下来几个月，自己可以住在这里了。

文艺营虽然是救急性质，但还是有一丝浪漫，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美丽的故事。

该文艺营是作曲家麦克道威尔的遗孀玛琳·麦克道威尔夫人创建的，她希望自己能在这个拜金主义至上的美国，建立一个非关金钱、纯粹公益的文艺营。以救济那些有才华的艺术家，让他们能在这里摆脱世俗生活的牵累，专心从事文艺创作。

文艺营里的人，都是比较自由的。除了早餐大家在一起吃外，其他时间都属于个人掌控。为了充分尊重个人的生活习惯，文艺营的日餐是放在大厅的一个篮子里，谁想吃了，谁就可以到篮子里去取。

到了晚上四点以后，大家重新聚会，这时候，大家喝酒的喝酒，聊天的聊天，说白了，就是一次大型的文艺沙龙。

张爱玲住进文艺营以后，迅速找到了自己的生活节拍，她从小就喜欢在热闹中寻求清静，这里刚刚好可以满足她。

张爱玲在文艺营里，和其他的营员一样，有自己的工作室。此时，她正在下决心写出第二本英文小说。那篇《金锁记》曾给她在上海带来了极大的声誉，她想在这里将它改写为一部长篇：《粉泪》。

当时的张爱玲并不知道，和如今绝大多数前往美国的华人一样：他们一到美国，就跟水土不服一样，根本就没法赚到钱。张爱玲的英文小说，在美国并不受欢迎，他们看不懂张爱玲的才华。

张爱玲从来到文艺营的当天开始，就不得不考虑自己今后在美国如何生存。要知道，她只能在这里生活几个月，几个月以后，她该怎么办呢？首先，她就没有工作，连找工作必须具备的美国永久性绿卡，她也没有。她只在1955年获得了一张难民绿卡，那张绿卡是临时性的，有有效期限。

张爱玲的难民绿卡

很多中国女人到了美国后，会设法嫁给当地的美国人，这是她们最快获得绿卡的方式。获得绿卡，然后找到工作，才可以避免被“斩杀”，张爱玲非常清楚这点。

就在张爱玲一筹莫展之际，时年65的赖雅出现了。赖雅的出现，就和张爱玲自己在小说里写的那般“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刚好”。

赖雅是美国白人，张爱玲第一次注意到他时，他正和一群艺术家讲好莱坞的种种笑话。张爱玲也凑到一旁听着，不时跟着笑起来。赖雅也注意到了这个东方面孔，因为这里头只有她是陌生的，其他人，他基本都认识。他的宽厚性格、幽默、敏捷思维，让他在人群中很轻易就能成为受欢迎的那一个。

赖雅和张爱玲有某些相似之处，他出生在美国费城一个德国移民家庭。他从小就有神童的美称，20岁之前，他就被认为将在文坛上有所成就。哈佛大学硕士毕业后，他当上了一名周游世界的记者，后来，他又成为了剧作家。

赖雅有过一段婚姻，他的妻子名叫吕蓓卡，婚后她忙着自己的女权主义运动，而他则忙自己的创作，他们有一个女儿。可有了女儿后，他们之间的巨大差异越来越对彼此形成折磨，他们最终只能分开。

此后的几十年里，赖雅身边女人不少，但他再也未谈及过婚姻。

赖雅写了十几年的剧本，他的剧本在好莱坞挺受欢迎，比如《艰难之旅》、《斯大林格勒的好男儿》等，都曾替他赚不少稿酬。可赖雅终究没有成为一流的剧作家，他太不擅长经营自己，他写完一个剧本，就换一个公司，一直没有稳定过。所以，他的时间不断流走，却并未为他沉淀出多少。

赖雅非常了解知识女性，他知道张爱玲在创作后，就在创作上给张爱玲启发，他在不断的碰撞中，让张爱玲认可了他的才华，也给她的创作打开了新的思路。他还在看了张爱玲正在写的小说后，对小说结构提出了修改意见。一些地方，与张爱玲的看法不谋而合。

张爱玲与赖雅

张爱玲在与他接触后，发现他并不在意自己的国籍，且对她有很大的好感。

转眼到了5月初，此时，距离赖雅离开文艺营的时间，只剩下了15天，距离张爱玲离开文艺营的时间，则还剩下一个半月。

他们俩都非常清楚，一旦离开了这个文艺营，他们再见面的机会将非常渺茫。同时，他们的人生也将继续变得非常艰难，他们都算是穷光蛋。

赖雅当然清楚张爱玲面临的困境，张爱玲也非常懂得赖雅的艰难。两个沦落人在文艺营期间就同居了，但他们当时并未想过接下来要怎么办。

5月14日，是赖雅必须离开文艺营的日子，他要到纽约北部的耶多去，在那里的另一个文艺营继续创作。而张爱玲也将马上离开文艺营，相比之下，她更惨，因为她还没有申请到下一个文艺营。

一想到马上就要在美国面对完全未知的世界，张爱玲就非常难受。那条当时还未被命名为斩杀线的斩杀线。时刻悬在张爱玲的头顶，她非常惶恐。

赖雅离开了文艺营，奔赴向下一个文艺营。之后不久，六神无主的张爱玲忽然发现自己怀孕了。这之后的故事，我在文章里写过：他们商量打掉这个孩子。

在我看来，他们的商量结果是极其可以理解的：他们俩，谁都不具备养活一个孩子的可能。毕竟，当时，他们连自己的生活都没着落。张爱玲当时的想法是：一个人活着就很麻烦，为什么还要再生产麻烦？

一旦他们要孩子，他们将直接进入斩杀线以下，后果将不堪设想。最终，张爱玲打掉了孩子。张爱玲怀孕后，赖雅就给张爱玲写了求婚信。随后，张爱玲义无反顾地奔赴像赖雅所在的小镇。

因赖雅的生活境况非常差，张爱玲在赖雅小镇上的住所住着时，还给了赖雅300美元的支票。随后，她离开了。

再一个月后，张爱玲肚子里的小生命越来越大，赖雅前往张爱玲的临时住所，他们必须马上把这个孩子做掉。随后，张爱玲做了小手术拿掉了孩子，之后，她的身体越来越糟糕。

8月14日，即认识四五个月后，两人举行了婚礼。婚礼非常简单，他们只找了赖雅的一位朋友和张爱玲的一位朋友做证婚人，张爱玲的证婚人是炎樱，她一直是张爱玲的密友。炎樱并不看好张爱玲的这段婚姻，但是她没有更好的办法。

张爱玲与炎樱

炎樱或许是出于安慰，也或许是看到这段婚姻可能给张爱玲带来的“利好”，她对张爱玲说：“你是对的。”

婚后刚开始那段日子，赖雅住在张爱玲租住的公寓里。后来，他们因觉得负担重，又再次住到了文艺营里。他们并没有家，这种没有家的日子，已经是赖雅的常态。实际上，后来，张爱玲也一直没有家。

张爱玲夫妇曾在文艺营附近租过房子，房租出奇地便宜，只要61美元一月。他们经常出去碰运气，所谓的碰运气，就是去美国人处理闲置用品的地方“买”东西。他们租住房子里的家具，就是这样七拼八凑来的。有一次，张爱玲交了好运，她仅仅用了3.7美元，就买到了4件漂亮的绒衣和一件完好无损的浴袍，这件事让他们高兴了很久。

对于中国人而言，哪怕是像张爱玲这样的才华横溢且已有名气的女作家，在美国赚钱也绝不是容易的事情。张爱玲的写作进行得很不顺利，出版也并不顺利。她创作的小说《粉泪》，只是断断续续付给了她一点点微薄的版税。

这之后，怀着很大希望来美国的张爱玲大病了一场，病着的那段时间里，她将近一个多月没法创作。

病好以后，张爱玲不得不重新拿起笔创作。此时的她终于接受了现实，中国养大的她，只能依靠中国赚钱。于是，她开始联系好友宋淇，并开始为了酬劳写东西。但好在，这些酬劳，能支付他们的生活费了。

1957年，即他们结婚的第二年，张爱玲的母亲去世了。母亲去世前，曾告诉她“自己重病需要手术”，张爱玲因为经济窘迫，没有前往伦敦，只给母亲寄去了100美元支票。不久，她的母亲去世了，她留下的箱子被寄到了她所在的小城。

张爱玲母亲

对于张爱玲和赖雅而言，母亲的这个箱子是“宝藏”，张爱玲将里头值钱的东西拿去卖了，换了不少钱。也是直到此时，他们夫妻才终于有能力考虑“定居”。

他们四处申请，终于在7月份受到了亨廷顿文艺营录取他们的消息，他们可以去加州碰碰运气了。就在此间，张爱玲在香港的剧本也取得了不错的稿酬。

张爱玲在美国暂时逃过了斩杀线，其侥幸“逃过”，除了她与赖雅结婚拿到绿卡的因素，还因为她母亲给了她很多古董，以及她在国内的剧本赚取了稿酬。

后来的张爱玲一直没有放弃在美国赚钱，可她的小说在美国始终没有打开销路。如此一来，她不得不想要回中国去，去台湾去香港也是始终盘旋在她脑子里的想法。可一旦她回去，赖雅就又变成了一个人，他随时会掉入美国斩杀线以下。

张爱玲后来去了台湾、香港，赖雅的信一直追随着张爱玲。张爱玲之前离开太久，她想再度赚稿费也不那么容易，所以，她的日子也很不好过。与其同时，没有她照顾的赖雅不断生病。

眼见事业没有起色，张爱玲又回到了美国，两人再见，都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他们相拥而泣，都认为：真正相爱的人，不会被贫穷打败。

张爱玲回到美国后，开启了在美国的写作，由宋淇夫妇负责香港、国内接洽的模式。期间，她开始写作《少帅》，因为没有钱买资料，他们只能去国会图书馆找资料。

宋淇夫妇

赖雅越来越老了，他根本离不开张爱玲，有时候张爱玲出去购物回来晚了，他甚至会为了找她打电话去警察局。

老病缠身的赖雅需要大量的医疗费，为了支付这些费用，张爱玲不得不拼命写作，有时会把自己的眼睛写地全是红血丝。日常大部分家务也都靠张爱玲操持，他们请不起佣人，后来连简朴的公寓也住不起了，只得搬到黑人区的政府廉价住所去住。

好在，张爱玲有美国绿卡，她与美国新闻处联系，接受了一些翻译任务。后来，她的老上级麦加锡回到华盛顿，给她介绍了美国之音写广播剧的工作。如此一来，她就能领到一份聊以养家糊口的酬金了。

在美国，有工作可避免被斩杀，可很多有工作的人也被斩杀了，为何？张爱玲接下来的遭遇就是答案：意外加上医疗费。

原来，一次，赖雅从国会图书馆回来时，摔了一跤。从此他便卧病在床，之后又一次中风，这一次，他彻底倒下了。

因为经济的原因，赖雅在医院做完治疗后，还是回到了家里。张爱玲在他的房间放了一张行军床，这样自己可以随时起身照顾他。

期间，张爱玲一边做翻译，一边照顾赖雅。

张爱玲与赖雅

1966年，张爱玲在迈阿密大学找到了一份工作，当驻校作家。在此间，她将丈夫也带到了该校附近。平日里，她除了在学校翻译《海上花列传》外，就是尽最大努力照顾瘫痪的赖雅。

张爱玲几乎竭尽全力地工作，她非常清楚在美国没有工作将意味着什么。

1967年，张爱玲接到麻州康桥的赖德克利夫大学的邀请，前往该校。走时，她也带上了瘫痪的赖雅。到康桥时，赖雅的身体已经虚弱到了极点。到康桥仅仅半年，赖雅就耗尽了所有能量。

赖雅死时，年76岁，张爱玲47岁。

因为经济的问题，赖雅死后，并没有举行葬礼，只由他的女儿菲丝安葬了他的骨灰。

对于张爱玲而言，赖雅的去世无疑是一种解脱。赖雅的离去，也意味着她没了最后的牵挂。此后的她，的确轻松了很多，尤其有香港、国内的稿酬和版税收入，她终于摆脱了对斩杀线的恐惧。

但此后的张爱玲并没有过世俗眼中的“富人”的生活，她一直过得极其简朴，且一直未在美国买房，而只是不断地租房。她频繁更换租住的场所，给出的理由是“房间里总是有虫子”，这种躲避式的搬家，持续她的整个晚年。

张爱玲频繁更换住所，无疑代表着她心理上的极大不安全感，而这种不安全感的由来，以今天的视角看过去，多少与她在美国的经历有关。或者说，那条看不见的“斩杀线”，彻底让她崩溃，继而加重了她原本就有的某种心理疾病。

张爱玲晚年

美国斩杀线的终极逻辑是：通过高昂的生存成本、掠夺性的金融体系和冷酷的法律制度，将一切不再产生价值的个体，高效地从社会机体中剥离、粉碎。

谁能想到，中国的人上人张爱玲，也曾经因为在美国无法“产生价值”，而差点被剥离、粉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