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起于草莽，从绿林好汉到东北王，一生游走于日、俄势力与北洋军阀之间，凭的从不是一诺千金，而是“灵活失信”的生存智慧。他对倭寇虚与委蛇，签过的条约转头就用地方规章拆解；对北洋同僚尔虞我诈，结盟与反目只在一念之间，却在乱世中站稳脚跟二十余年，将东北打造成自己的铁桶江山。

1916年执掌奉天后，张作霖与倭寇周旋十二年，前半程巴结逢迎，后半程抵制摆脱。倭寇依“二十一条”附约，欲攫取南满土地商租权、杂居权等核心利益，张作霖表面应允，实则屡设障碍。他密令各县，凡私租土地与外人者，以盗卖国土罪论处，又通过地方规章细化租赁门槛，将“总体承认具体否定”的把戏玩到极致，让倭寇的蚕食计划处处碰壁。

他对盟友的信誉更是形同废纸。直奉战争期间，曹锟为筹措军需，密令北京印刷局盗印奉天票500万，试图扰乱东北经济。事发后，张作霖先怒斥结义兄弟彭相亭涉案，欲处以极刑，得知真相是曹锟所为后，又因北洋交战规则留其性命，仅杀商人孙德利顶罪，全然不顾律法与兄弟情分。

失去日寇的信任为何没让他众叛亲离？答案藏在乱世规则里。张作霖的失信从非无的放矢，始终围绕保住东北主权与自身势力。他拒绝倭寇的铁路控制权、土地商租权等核心诉求，虽用欺骗手段，却守住了东北根基，这与全然卖国的军阀形成鲜明对比。百姓对他的评价，也因后续时局反转而改观。

1928年张作霖被炸身亡后，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于倭寇殖民统治。相较伪满洲国时期的饥荒、压迫与资源掠夺，张作霖治下的东北虽有军阀割据的弊端，却能维持安定温饱，甚至通过移民开荒、兴办教育，让东北人口从1000万增至3000万。这份“相对安稳”，让百姓在苦难中放大了对他的认可。

张作霖的“失信”，是枭雄在乱世中的生存策略。他不恪守道德准则，却守住了底线；无君子之信，却有枭雄之谋。所谓信誉，在山河破碎的年代，早已成了可灵活变通的筹码，而他的一生，正是对“乱世无信，唯利与权”最精准的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