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从1万变成30万，谁贡献更大？

山穷水尽时想到了他

1937年夏，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迫使国共两党暂时搁置争议，走向合作。在决定南方红军游击队前途命运的庐山谈判中，中共最初提出由经验丰富、战功显赫的彭德怀出任改编后部队的军事主官，但这一提议几乎是条件反射般地遭到了蒋介石的断然拒绝。国民党的底线十分明确：这支部队的最高指挥官，绝对不能是共产党的高级将领。

主持谈判的周恩来，在排除了众多可能人选后，一个特殊的名字跃入了他的脑海——叶挺。叶挺的经历堪称传奇，他是北伐战争中战功卓著的独立团团长，声名远播，也是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这两次重大武装反抗的核心领导者之一。广州起义的失败以及随后党内复杂的矛盾，让他心灰意冷，最终选择了负气脱离共产党，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海外流亡生涯。

当抗日的烽火燃遍中华大地，这位曾经的革命将领没有丝毫犹豫，立刻结束流亡，辗转归国。叶挺与共产党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但此刻他并非中共党员，其“无党派爱国将领”的身份恰好可以规避国民党设置的限制。

经过一番内部的权衡与考量，国民党方面最终同意了这一安排。1937年9月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下达命令，任命叶挺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 对于延安方面而言，接受一位脱党十年、经历曲折复杂的将领来领导一支由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的部队，并非没有顾虑。

为了消除疑虑，毛泽东在延安凤凰山简陋的窑洞里，亲自与远道而来的叶挺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在这次决定性的谈话中，叶挺表示，过去的革命道路如同登山，自己曾因一时的迷茫和挫折，在半山腰选择了退缩，但现在，他已认清方向，决心重新归队，跟上大部队继续向上攀登。

中共中央最终正式批准了对叶挺的任命，并决定由项英担任副军长，实际负责党内事务和政治工作，同时任命张云逸为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组成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共同辅佐叶挺指挥这支肩负特殊使命的新生力量。

扎根江南：“三大纪律”唱响茅山

新四军的诞生，源自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的改编整合。初建之时，全军总兵力约1.03万人，下辖四个支队，分别由陈毅、张鼎丞、张云逸（兼）、高敬亭担任司令员或指挥。这支部队面临的起步条件极为艰难：武器装备五花八门，数量严重不足，弹药匮乏，供给困难，与装备相对精良的日军相比，实力悬殊。如何在敌人的心脏地带站稳脚跟，并赢得民众的信任与支持，成为新四军生存和发展的首要课题。

1938年春，肩负开辟苏南敌后战场重任的陈毅，率领新四军第一支队主力，跨过长江，挺进到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地区。当部队抵达溧阳的水西村等地时，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局面：日军正在加紧进行所谓的“清乡”扫荡，妄图巩固其占领区的统治；国民党地方势力和顽固派武装也时常制造摩擦；而当地百姓则对这支陌生的“新四军”持观望甚至怀疑的态度。

陈毅创造性地将红军时期形成的优良传统——群众纪律，作为打开局面的金钥匙。他亲自带领干部战士，将纪律条文用最朴实、最口语化的语言重新演绎，编成朗朗上口的顺口溜，例如“进门先扫院，用水先问好，说话要和气，借物当面点，损坏要赔偿，莫拿群众一针线”，并将这些写在竹板或木牌上，悬挂在部队宿营地的门口或村头巷尾，让老百姓看得见、听得懂、信得过。

老百姓从这些点滴小事中，逐渐认识到新四军是一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军队，是真心抗日的队伍。在此基础上，陈毅还非常注重宣传工作，他利用一切机会，将苏南的田间地头、村口场院都变成了宣传抗日救国道理、讲解共产党政策主张的流动课堂。群众基础的迅速巩固，为茅山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新四军第一支队不仅在日伪重兵环伺的苏南地区站稳了脚跟，而且迅速发展壮大，创建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

中原逐鹿：红薯窖里的战略家

正当陈毅率领的第一支队在富庶的江南水乡艰难开拓、站稳脚跟之际，远在千里之外、连接华北与华中的战略要地——豫鄂边区，另一支新四军部队也开始了其充满艰辛与传奇的征程。1939年初，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华中敌后武装的指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后发展为豫鄂挺进纵队）成立，由李先念担任司令员。

李先念最初南下时，直接掌握的骨干力量仅有160余人。鄂豫边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都异常艰苦。这里多是穷山恶水，土地贫瘠，百姓生活困苦。李先念看到老乡们缺少储存粮食的设施，红薯等作物容易腐烂，战士们就主动帮助他们挖掘又深又干燥的红薯窖。

敌人的严密封锁和残酷扫荡下，部队的物质供应极其匮乏。李先念和战士们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想尽一切办法克服困难。没有照明用的煤油，他们就把缴获来的日军牛肉罐头、水果罐头等铁皮盒子收集起来，加上灯芯和一点点宝贵的油料，改造成简易的煤油灯。

他领导的部队，以那最初的160人为骨干，广泛发动群众，吸收地方抗日武装，积极开展游击战争，不断打击消耗日伪军。部队如同滚雪球般迅速发展壮大。到了1941年，当豫鄂挺进纵队正式改编为新四军第五师时，这支从穷山沟里走出来的部队，已经发展成为拥有1.5万余名指战员、配备有电台、医院、枪械修理所等机构的强大武装力量，其活动范围遍及鄂豫皖湘赣五省接壤的广大区域，控制或影响着多达53个县，开辟了广阔的豫鄂边区抗日根据地。

苏北风云：“推磨盘”拖垮鬼子兵

1940年，为了加强华中地区的抗日力量，统一指挥，八路军的一部分主力部队奉命南下，与新四军在苏北地区会师。其中，由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第五纵队主力约两万余人，是一支经历过长征和华北抗战考验的劲旅。

苏北地区人口稠密，河网纵横，是日伪军重点控制和争夺的区域，同时也是国民党顽固派势力较为活跃的地方，斗争形势异常尖锐复杂。黄克诚部队的到来，最初甚至在当地群众中引发了一些小小的“误会”。苏北百姓已经习惯了身着蓝色（或灰色但样式不同）军装、活动在当地的新四军部队，突然看到大批穿着不同颜色军装、说着南方口音（黄克诚是湖南人，部队中北方籍战士也不少）的军队开来，一时间难以分辨，甚至有人以为是“假八路”来了。

面对这种情况，黄克诚让部队在驻扎、操练和行军途中，广泛而响亮地唱起那首早已随着八路军、新四军的足迹传遍大江南北、深入人心的《八路军进行曲》（或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嘹亮的歌声很快就打消了当地百姓的疑虑，也迅速拉近了这支南下八路军与苏北军民的距离。

在军事斗争方面，黄克诚根据苏北平原水网地区敌我态势和作战特点，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游击战争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战术原则，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他擅长使用的“推磨战术”。白天集中部分兵力，对敌人的某个据点进行佯攻、袭扰或者有限度的攻击，吸引敌人的注意力，调动其增援部队，使其暴露弱点；到了夜晚，则利用熟悉地形、群众支持的优势，以及部队较强的夜战能力，迅速进行大范围的、敌人难以预料的急行军和转移，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或打击范围，转而选择敌人兵力薄弱、防御松懈的其他据点或小股部队进行突袭。

如此反复，时东时西，忽南忽北，就像推着一个巨大的磨盘一样，将敌人牵着鼻子走，使其疲于奔命，在广阔的苏北平原上不断地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和士气。根据地范围不断扩大，武装力量也获得了惊人的发展。第三师在进入苏北后的三年时间里，兵力从最初的两万余人猛增到了七万余人。

皖口传奇：“卖马买种”暖人心

在新四军各个发展区域中，彭雪枫和他领导的豫皖苏边区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历程，无疑充满了浓厚的传奇色彩和动人心魄的故事。1938年秋，肩负着开辟豫皖苏敌后战场重任的彭雪枫，率领一支仅有373人的精干队伍——新四军游击支队，从河南确山竹沟镇出发，东进至豫皖苏边区。

部队东进途中，恰逢春荒，军粮告罄，战士们面临断炊的困境。为了解决燃眉之急，彭雪枫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卖掉自己心爱的一匹枣红战马。在卖掉战马换来钱款后，彭雪枫并没有立刻去购买粮食以解部队之急，而是用这笔钱购买了当时极为宝贵的农作物种子，然后分发给沿途村庄的贫苦农民，鼓励大家克服困难，恢复农业生产，并承诺秋后以合理价格收购粮食。

它向当地百姓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共产党领导的这支军队，为了帮助人民群众摆脱困境，建设家园。在彭雪枫的领导下，部队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广泛发动群众参与抗日，积极组建地方武装，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豫皖苏边区的抗日烽火迅速燎原。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这支最初仅有373人的队伍，就发展成为一支拥有4万余人、组织严密、战斗力强的正规武装和地方武装力量，创建了横跨豫皖苏三省边界的广阔抗日根据地。

彭雪枫还特别重视根据地的武装力量建设，尤其是骑兵部队的建设。1941年除夕夜（农历年三十）进行的一次长途奔袭作战，更是成为了彭雪枫骑兵战术的经典之作。当时，为了粉碎日伪军的扫荡，彭雪枫亲率骑兵团主力，冒着严寒风雪，顶着刺骨寒风，在漆黑的夜晚秘密急行军二百余里。

他们突然出现在敌人意想不到的地方，用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连续冲垮了日伪军精心设置的三道封锁线，歼灭和击溃了大量敌人，缴获了丰富的战利品，极大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胜利的消息传开后，豫东地区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无数热血青年踊跃报名参军，出现了父子、兄弟同上战场的动人景象，部队中甚至组建了“父子兵连”、“兄弟班排”，豫皖苏根据地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从1937年秋天改编时的1万余人，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的30万（主力部队、地方武装总计）雄师劲旅，新四军在八年抗战中，经历了皖南事变的挫折，更是在血与火的淬炼中实现了凤凰涅槃般的奇迹扩张。

参考资料：[1]耿东旭.新四军调查研究与群众路线的贯彻[J].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45(1):52-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