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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战区军演震醒日本财阀:高市早苗喊打,财团已在撤退

2月29日,解放军东部战区宣布启动新一轮环台军演。这一军事动作不仅是对“台独”势力和域外支持方的有力震慑,也实质性改变了

2月29日,解放军东部战区宣布启动新一轮环台军演。这一军事动作不仅是对“台独”势力和域外支持方的有力震慑,也实质性改变了区域局势在经济、政治、乃至企业风险评估中的权重。比起过去“台海有事”仅作为军事演习的触发假设,如今它开始深刻影响日本企业对地缘政治的感知框架。

随着演训推进,日本企业界把“2027”这个频繁出现在美方对华军力评估中的时间点,开始当作经营风险讨论的参照坐标。它从军事文件里的设定,挤进了企业会议室的风险清单,紧迫感也就很难再靠官样表述稀释。

此次东部战区演训的时间点与对象指向清晰。12月29日,东部战区组织陆海空等兵力位台岛周边开展演训,并对外使用“正义使命-2025(Justice Mission 2025)”这一代号。

时机的选择上,显然与日本国内政要近期在涉台问题上的连续发声密切相关。就在不久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再度宣称“台海有事即日本有事”,并在相关争议升温后仍拒绝收回此说。更具挑衅意味的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亲赴冲绳视察,并强调该地将在国防计划中承担“前线火力部署”的任务,表明日本政府已不再遮掩其对涉台军事动员的实际考量。

而对这些政治言论最敏感的群体,并非安保学者或外交评论员,而是遍布台日之间的日本企业管理层。台海一旦失稳,这些企业不仅将遭遇物理风险,也将在通信、物流、支付、员工安置等多个维度上遭遇系统性中断。

日本企业的集体焦虑

在企业风险管理讨论中,“2027”被一些日本安全与商业风险研究者反复提及,其中也包括战略情报株式会社社长和田大树。他的核心判断是:企业不能再以“和平常态”为默认前提,而要把突发情形当成需要提前写进预案的经营变量。

他指出,过去日企在东亚的运营逻辑是以“和平常态”为默认前提,而当前形势下,这种假设正在迅速破产。企业管理层必须学会以“突发情况”作为“可预期状态”的一部分来重构应急体系。

在他看来,这不是一个军事判断的问题,而是一个经济生存的问题。日本企业需要摒弃“永远和平”的路径依赖,从技术储备、物流备选、员工保障等层面重新设计整个业务连续性计划(Business Continuity Plan, BCP),否则将在地缘突发中陷入无准备的瘫痪状态。

风险应对优先级

针对台海一旦爆发冲突所带来的连锁反应,日本企业开始将原本属于“灾害应急”的预案,转化为涉台风险场景下的“常态备份”。

首先是人员安全。和田大树指出,一旦局势升级,必须迅速启动员工撤离的“触发机制”,包括提前设计撤离路径、与日本政府协调动员能力、预设家属安置方案等。

其次是通信保障。在混合战争背景下,台湾及周边地区的通信网络极可能成为攻击首选目标,常规网络通信面临大面积中断风险。因此,企业应预先采购并部署卫星通信终端,确保在网络隔离状态下仍可与总部保持联系,并进行决策传达。

再者是支付系统的抗冲击能力。一旦传统金融系统瘫痪或受限,企业需提前设定可绕过台岛的支付路径,或在境外设立备用资金账户,确保工资、应急采购等基本经济活动不中断。

这些措施的共通点在于:和平时期便需投入资源进行部署,一旦进入危机态势,将无法在混乱中再临时搭建。

从“即时生产”到“以防万一”

除了运营安全层面的调整,日企在供应链部署上的变化也日趋明显。

以往广泛依赖“Just-in-Time”模式的日本制造业,在台海局势愈发紧张的背景下,逐步转向以风险对冲为核心的“Just-in-Case”模式。核心思路为:哪怕成本上升,也要确保关键部件和原材料的持续供应。

尤其对于高度依赖台湾半导体与电子元件的企业来说,一旦遭遇海峡封锁,将面临生产线瞬间停摆的风险。这促使许多企业重新评估供应链布局,推动制造基地外迁至东南亚或北美,甚至考虑将部分核心环节迁回日本本土。

此外,物流路线的重新规划也被提上日程——设计不经由台岛的替代航线与仓储点、扩大安全库存量,成为企业合规层面上的刚性要求,而非弹性选项。

这意味着,日本企业的“成本控制”逻辑正被“安全优先”逻辑替代,在台海局势的长期不确定性中形成新的战略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