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6月，时任山西省委副书记（有资料称是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务副省长）、副省长郑林到刘胡兰的老家云周西村视察，在得知文水相关工作人员对调查当年出卖刘胡兰等烈士的叛徒的情况后十分生气：

“石五则的叛徒嫌疑那么明显，远在湖南的陈德邻同志都非常执着地进行反映、调查，你们就在文水，就在烈士身边，竟然不吭不哈，让叛徒逍遥法外，让烈士含冤九泉。”

郑林副省长口中所提的陈德邻，是石三槐的外甥，而石三槐当年与刘胡兰一同牺牲的的烈士，但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一直背着叛徒的骂名。

为了查清楚当年的真相，陈德邻前后跑了差不多有七八年的时间，这才洗清了三舅石三槐身上的叛徒之名。

1959年11月26日，文水县人民法院依法判处石五则死刑。

那么，也正如郑林一开始强调的那样，既然石五则的叛徒嫌疑很明显，为什么还让他逍遥十多年？

1948年7月7日，文水县解放后，残害刘胡兰等七烈士案也同时进入了调查阶段。

事实上，对于当年突入云周西村制造血案的凶手，多数在解放前后就被捕，还有少数是在解放战争期间在战场上毙命的。

不过，当年参与血案的直接凶手虽然都已经毙命，但关键的叛徒却始终沉在水底。也因为这一历史始终在迷雾中，1950年上映的电影《刘胡兰》中，影射石三槐是叛徒。

图|陈德邻晚年

陈德邻也是因为在1952年看了这部电影后，才持续的走上了调查之路。

事实上，石三槐的“叛徒”之名，恰是真正的叛徒石五则给的。

刘胡兰七烈士牺牲的当天，被捕的人并不是只有七个，而是九个，根据资料记载，阎军曾于1947年1月8日、1月12日，两次突袭云周西村。

第一次突袭，抓了四个人，分别是石三槐（我方情报员）、张生儿（曾在我方文水县公安局工作过）、石六儿（民兵）、石五则（农会秘书）。

第二次突袭，抓了五个人，分别是刘胡兰、张年成、石世辉、刘树山、陈树荣。

以上九人中，最后活下来的就只有两人：石五则、张生儿。

那么，敌人为什么单单放过这两个人呢？

在文水解放后，时任文水县二区区长的陈德照认为石五则、张生儿有投敌嫌疑，曾将两人立案审查，因两人百般抵赖，加上关键证据缺失，最终导致审查无果，只能将两人释放。

鉴于两人情况比较特殊，专案组也并没有什么好办法，只好对两人实施监视居住，期间始终致力于搜集证据。

石五则在其后很多年里，都称石三槐是“叛徒”，给案件调查带来了很多困难。

按说这也是件怪事，既然石三槐已经是“叛徒”，为什么敌人还会把他杀害？

1952年冬，已经担任湖南永顺县县委委员、组织部副部长的陈德邻（陈德照的弟弟）在看电影《刘胡兰》的时候，发现他三舅石三槐被电影影射为是“叛徒”，心中义愤难平，后来还专门给一个姓梁的作者写信询问：

“谁给你们讲我三舅石三槐是叛徒的？”

不久之后，作者回信：

“是你八叔和大舅母讲的。”

陈德邻对石五则一开始就是有怀疑的。

根据当时人的回忆，敌人1月12日突袭云周西村的时候，还带去了四天前被捕的石三槐、张生儿、石六儿、石五则，其中石三槐、石六儿被打的遍体鳞伤，是被捆着带去云周西村的，而石五则、张生儿则是走的去的。

石三槐被敌人押着到了村南大庙，所有的群众都看见了，在石三槐说话的时候，石五则上前一棍子把他打晕了。在石三槐遇害后，石五则还跟大舅（陈德邻语）解释称：“看三哥被打成那样，真是恓惶，为了叫他少受些罪，我不得已给了他一棍。”

在刘胡兰七烈士遇害以后，陈德邻从根据地返回村子，他的八叔段占喜（被过继出去了）告诉他，当天敌人想要杀的其实不是七个人，而是八个人，这里面就包括他，因为石五则跟敌人解释“段占喜不是陈德照的叔叔，姓段不姓陈”，这才幸免于难。

陈德邻很清楚的记得，石五则跟他们家是有过节的，在抗战胜利初期，石五则还强行要把不符合标准的段占喜定为恶霸地主斗争，而隔了没几年，石五则居然在刑场上把当初的“仇人”给救了，这一点显得很不寻常。

段占喜是陈家人，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甚至于当年敌人突袭云周西村的时候，时任国民党“复仇自卫队”队长吕德芳就是云周西村的女婿，段占喜是什么情况，他一清二楚，他为何会采信石五则的话，放过段占喜，这本身也说明有很大问题。

据段占喜的说法，当年石五则从刑场上把他救下来以后，他曾买了一块羊肉、拿了五斤盐送给石五则表示感谢，石五则也多次到他家里去，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我给八路军做了这么多年事情，将来敌人来了不会放过我，等你家侄儿（指陈德照、陈德邻兄弟）回来的时候，把我也带上山去，免得倒霉。

陈德邻怀疑，石五则是在故布迷阵，利用段占喜“放长线钓大鱼”

随后陈德邻没有办法投入调查中。

一次机会，陈德邻偶遇了原国民党军72师二一五团一营重机枪连上士文书王连成，此人是害死刘胡兰等七名烈士的张全宝的手下。并深受张全宝信任

当时，王连成因为检举揭发了张全宝，得到了宽大，陈德邻询问他石五则的情况，王连成则明确告知，云周西村遇袭前，张全宝与石五则之间确实有很往来。

图|张全宝

陈德邻后来调查后发现，在刘胡兰等烈士牺牲后两天，石五则被释放回家，手里还拎着20斤白面，他还特别叮嘱妻子侯桂香说：

“一定要把白面藏好，因为这件事搞不好会杀头的！”

不仅如此，同年2月，石五则在在当地的柜房里存入了50块银元，这笔钱和徐得胜（杀害刘胡兰等烈士的凶手之一）“提供共产党情况”的赏格数目一致。

根据这个情况来看，石五则甚至不是云周西村第一次突袭后叛变，而是之前就与敌人有联系。

1957年夏（吕梁政协文章称1956年），陈德邻调任湖南吉县县委组织部部长（吕梁政协文章称参加了湖南省举办的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学习），那年暑假期间，他回到山西文水老家。

陈德邻先是走访了八叔段占喜以及大舅母，从两人口中得知，石三槐是叛徒的情况，是石五则四处传扬的说法。

后来陈德邻前往大象村（该村当年是阎军驻地），找到了烈士石六儿的妹妹石玉贞（从云周西村嫁到了大象村）询问：

“你六哥在大象村关了三四天，你见过你六哥没有？你六哥给你说过什么？”

石玉贞回答：

“一开始敌人不让见，到临死的那天（1947年1月12日） 早上，才让给送些饭并见一面。饭是从窗户上递进去的，六哥看见我，只来得及说了句：“我和三爷（石三槐） 甚也没说，五爷（石五则） 甚也说了。”

陈德邻就此情况，也去寻了当年和石三槐、石五则一同被捕张生儿。

根据当时人的回忆，在被捕的九人中，只有张生儿与石五则活了下来。

面对陈德邻的闻讯，张生儿一开始不敢说，在陈德邻一再安慰下，才说出了实情：

“1947年1月8日，我和石三槐等人被抓到大象村后，先审的石三槐、石六儿，他们都挨了打。接下来，叫走了石五则，石五则还没回来，就把我也叫去。敌人也没怎么审我，就逼我跟他们到云周西村参与抓捕、杀害刘胡兰等人，我始终吓得不敢吭声。站在一旁的石五则对敌人说：‘张生儿没问题，我两个肯定好好配合。’我还是没有吭声，是石五则把我拽回了监舍。1947年1月12日，敌人把我们带回云周西村，我虽没有直接参与抓捕、杀害刘胡兰等七烈士，但为了保命，手里被迫接过了敌人给的棍子，吓得浑身发抖，挪不了步。正因为心里有愧，所以刘胡兰被害后，我就窝在家里甚也不敢说。石五则在村里胡说石三槐出卖了刘胡兰，我也不敢出来揭发。”

陈德邻回到湖南后，将自己认为的疑点以及当事人的回忆整理成一份材料，除了自己留的一份以及给二哥陈德照的一份，其他的分别寄给了中共中央华北局、共青团中央、中共山西省委、中共榆次地委（当时文水县属榆次地区管辖）、中共文水县委、中共云周西乡党委。

一开始，材料寄出去以后，彷如石沉大海，只有榆次地委给了回信：

“所反映情况很有价值，将严肃对待。”

陈德邻后来一直写信，催促，询问，一直到1958年后半年，在中共中央华北局指示下，专门成立了破案组进行调查。

1958年12月29日，文水公安局将调查结果上报给了汾西县政法办公室（当时文水县、交城县、汾阳县合并为汾阳县），第二天又补送了一份材料，但因汾西县政法办公室搁置，未能及时处理。

刘胡兰等七烈士遇害一案震惊全国，引起了有关部门领导重视。

1959年，时任山西省文化局局长贾克到文水访问云周西村，得知刘胡兰案有关情况后，给文水县委（1959年9月三县分置）写了一封信：

“不应该忽视陈德邻同志的反映。”

时任省委副书记、副省长郑林对此案也很关注，在他要求下，陈德邻被从湖南调回文水，并连续开了一个月的座谈会，会后文水县公安局专门成立了调查组，再进行深入的调查核实。

通过对王连成、张全宝等人供述材料，基本确认石五则是叛徒。

（按资料记载）

1959年8月初，刘胡兰的继母胡文秀向专案组反映了一个情况：

“我在以前就经常听到小兰他们与石五则吵架，石三槐说石五则思想不正确，要不你们去石三槐家看看吧？说不定他有相关证据。”

专案组为此专门去了一趟烈士石三槐的家，尽管已经隔了十几年，烈士的家已经很破旧，但是专案组还是从一块石板下面，找到了一叠材料，有关石五则的过往这才真相大白。

1946年12月，云周西村党组织配合武工队对反动地主、村长石佩怀进行镇压的时候，与石佩怀有亲戚关系的农会秘书石五则强烈表示反对。

石五则之所以话语权比较重，主要原因在于他是云周西村首批入党（1939年）的党员。

后来是刘胡兰等党员据理力争，石佩怀才被武工队判处死刑，事后石三槐通过调查发现，石五则不光是因为亲戚原因才为石佩怀求情，而是私底下接受了其贿赂。

石五则在被揭穿受贿后，曾苦苦哀求，石三槐动了恻隐之心，没将此事上报。

此后石五则变得意志消沉。

根据资料记载，石五则长期与村子里一名寡妇私通，该名女子曾在给战士们做的草鞋中缺斤少两被刘胡兰发现，而石五则长期包庇，拒不上报，之后刘胡兰、石三槐发现了两人的关系后，决定上报，石五则受到纪律处分，被开除党籍和职务。

1959年9月9日，石五则、张生儿被捕，在专案组审讯中，石五则坦承自己为泄私愤而出伙同张生儿出卖刘胡兰、石三槐等人。

石五则在被开除党籍以及职务后，一直怀恨在心，他于1946年10月找到了在阎军三十七师搜索排特务刘树旺，刘树旺通过本村地主石廷璞将他引荐给大象村的敌奋斗复仇队队长吕德芳。

从此以后，石五则彻底叛变，他对敌人提供了许多有关云周西村党组织活动的情况，也正因为如此，敌人在1947年1月初两次突袭云周西村才能得手。

根据吕梁政协刊登的文章《陈德邻同志的传奇人生》，专案组在调查过程中还找到了石五则在敌营的口供一封，按原文摘录如下：

问：“你在村里当农会秘书，干些什么？”

答：“领导群众回赎土地，斗争地主。”

问：“斗争了谁家？斗争出些什么东西？”

答：“斗争了石延璞、石延玉、石汝芳；分了人家的土地、粮食、家具……”

问：“你村领导斗争的还有谁？”

答：“还有妇救会秘书刘胡兰，村长石居仁和白裕河。”

问：“你是共产党员吗？”

答：“我是。”

问：“你村还有谁是共产党员？”

答：“有刘胡兰、陈德照、石世芳。”

问：“刘胡兰在村里干过什么工作？”

答：“发动群众做军鞋、纺棉花、看护八路军伤员，还给八路军送情报。”

问：“石三槐和石六儿是干什么的？”

答：“石三槐是八路军的公人，他是陈德照的三舅，石六儿是八路军的民兵。”

1959年11月26日，文水县人民法院依法判处石五则死刑，张生儿因为罪行不重，加之在检举揭发过程中有立功表现，因此从轻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

石五则被判处死刑后，一直不服判决，多次上述，为了不造成冤假错案，专案组投入极大的精力，先后调查了数年，坐实了石五则叛变的情况。

1963年2月4日，石五则被执行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