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建立之初最大的危机是哪一次？那一定是三藩之乱，三藩之乱历时八年，战火席卷大半个中国，据《清史稿》记载，清廷为平叛耗费军饷高达数千万两白银，这对于建立不久的清朝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打击。

说到三藩之乱，那就必须要说的是吴三桂，作为投靠清廷的武将，他为大清从山海关一路血战至云南边陲，擒杀南明永历帝朱由榔，可以说是为大清立下不世之功，但为什么他到了花甲之年却再次选择背负骂名反叛，真是为了当皇帝？

其实不是，吴三桂原本追求的并不是黄袍加身，他的理想是成为清朝的沐英，让子孙后代也如明朝沐英家族一般，世代安稳立于云南。

大明开国功臣沐英，洪武十四年奉旨征云南立下汗马功劳，他的家族世代镇守云南近三百年，直至明亡，《明史》中记载沐英家族“永镇滇中”，成为一方安定的象征。吴三桂为清廷立下汗马功劳，他所追求的是“平西王世镇云南”八个字，这是给自己的子孙后代留条路，也给麾下将士与子孙寻一条安稳出路。

然而吴三桂根本不明白，清朝的统治方式和明朝不一样，他在云南越安稳，清廷心里就越不安稳。据《清圣祖实录》记载，康熙曾在谕旨中直接指出：“藩镇久握重兵，势成尾大，非国家利”，清廷骨子里始终对“封王建国”这种模式不认同。

清廷的担忧也并非没有依据，南明永历政权覆灭后，三藩势力已经逐渐发展成庞然大物，吴三桂坐镇云南，尚可喜盘踞广东，耿精忠控福建，三藩每年耗费饷银高达2000余万两，竟占全国财政收入的近半数，平西王府麾下精兵数万，官吏自置，赋税自征，俨然已经形成独立王国。

年轻的康熙亲政后，皇权的高度集中与三藩之间割裂的矛盾已经大到无法调和的程度。

康熙十二年春，尚可喜试探性请求退休，回辽东养老，康熙抓住时机果断同意，同时立即下令撤藩。当撤藩诏书到了昆明时，吴三桂面临他人生的最后一次重大选择，是交出经营二十年的根基，还是放手一搏？

要知道，此时的吴三桂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当初引清兵入关就背负了后世骂声，后来擒杀永历更是背负千古罪名，如果这时候再举叛旗，那他注定就彻底背稳三姓家奴的骂名了，所以，这时对于吴三桂来说，最好的选择是放弃挣扎，交出权力，毕竟他积攒的财富足够他以及子孙后代享福了。

可吴三桂不是一个人，他身后还有庞大而复杂的利益集团，他的选择将直接影响麾下数万将士的出路，这些人与吴氏利益深度捆绑多年，一旦吴三桂放弃平西王，这群人怎么办？

毕竟大清朝廷的“撤藩令”根本就没给出什么靠谱的安置补偿，所谓“不得安插，将令其星散”，吴三桂家族有积攒的财富去养老，可麾下这些将士却没有，遣散他们，意味着这些职业军人脱下战袍后，面临的将是“归家务农”甚至还要承担繁重徭役。

清廷使者折尔肯、傅达礼则成了导火索，当他们抵达昆明催促搬迁时，态度相当傲慢，他们甚至当众羞辱吴三桂的部将，斥其为“边鄙武夫”，这彻底激化了矛盾，部将们群情激愤，冲入平西王府。

这个时候，吴三桂知道自己已经没有选择了，要么自己被拿来祭旗，要么振臂一呼做最后一博，兴许还能翻身。于是他陡然起身，褪下清廷的顶戴花翎，重拾大明衣冠，一番慷慨陈词，痛斥清廷背信弃义，随后举旗造反，他斩杀云南巡抚朱国治，点燃了席卷清朝半壁江山的战火——三藩之乱就此爆发。

所以，当我们回过头再去看看吴三桂在昆明那个冬天的选择，会发现他确实有野心，但野心之下更多的是生存的焦虑，他当然有黄袍加身的欲望，但还不至于让他孤注一掷去造反，他一开始追求的就是一个像沐氏那样安稳的“世镇云南”特权。

可惜他的追求与清廷的想法背道而驰，清廷不会允许这样一个“国中之国”的存在，而朝廷的撤藩政策如同釜底抽薪，不留余地，不仅要夺了他的权力，还要瓦解他整个军事-政治集团的核心利益链条，他可以苟且，但手下的集团苟且不了。

吴三桂的个人野心与麾下将士的生存压力最终形成合力，把这个曾经的大清功臣彻底推向了清廷的对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