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年，江南水乡已换了天地，可山林深处仍枪声不断。

1950年春，浙江鄞县。一个侦察排追着一名匪首，追到村口尼姑庵。庵门紧闭，年轻尼姑挡在门前，语气坚定：“佛门清净地，不便外人入内。”

战士们搜了一圈，毫无发现，正要离开时，一个小战士低声嘀咕了一句。

排长吴仕法脚步一顿，回头再看那尼姑，心里忽然一沉——难道问题，真出在她身上？

1949年5月，浙江解放。

但战争并未立刻结束。大量旧军警、特务未能撤离，散落民间。部分人逃入山区，纠集旧部，占山为匪。

浙江情况尤其复杂。

这里既是蒋介石故乡，也是军统系统活动最密集地区之一。旧政权崩溃后，一些残余势力仍幻想“反攻”，试图以山地游击扰乱地方秩序。

四明山地形复杂，林密沟深，自古便是兵家与流寇活动之地。

解放初期，浙江军区持续开展清剿行动。两年多时间，清除匪特数万。刘子良，正是其中重点目标之一。

刘子良，浙江鄞县人。

少年读过书，在当地算有些文化。抗战时期，他投身警界，后来在地方势力庇护下，任宁波警察系统支队负责人。

职位在身，权力在手。

1940年前后，鄞县爆发严重疫病。百姓恐慌，社会秩序混乱。刘子良借防疫之名，强行征款。谁拒绝，便以“疫源嫌疑”威胁，甚至强制搜查、封屋。

几年间，家产渐丰。

抗战结束后，他又借人脉升任鄞县副县长。地方上对他评价并不佳，但在旧体系中，这样的人反而更能周旋。

1949年局势逆转。

解放军进入宁波。旧政权土崩瓦解。刘子良既无资格随撤，也知旧账难逃清算。

他没有选择留下。

带着积蓄与几名心腹，他进入四明山，改头换面。

进山之后，刘子良并非单纯草寇。

他与旧日关系重新接上线。残余势力为稳定外围，给他一个“浙东行署四明山支队司令”的虚衔，并提供部分武器。

名义冠冕堂皇，实则破坏地方秩序。

几个月内，刘子良频繁袭扰基层政权。部分干部下乡宣传时遭伏击。群众夜间不敢点灯。

一次，十余名基层干部途中被其围堵。对方未携武器。刘子良下令围攻。数人当场遇害。

这些记录，后来都进入案卷。

四明山因此成为重点剿匪区域。

1950年初，清剿力度加大。

刘子良数次遭遇围堵。补给受限，山中日子艰难。旧部不断流散。

在压力之下，他带四十余人下山投案。

侦查部门接收后，安排集中学习与劳动改造。政策明确：坦白从宽。

最初几日，他尚配合。

但长期习惯于特权生活的人，很难适应管束。一次夜间，他趁看守疏忽，杀害哨兵，逃离营地。

临走前，还纵火焚烧仓库。

此举使其再次成为重点通缉对象。

逃回山区后，刘子良重新拉拢散兵。

但与此前不同，这一次他更谨慎。白日藏匿，夜间行动。偶尔潜入乡镇吃饭、寻欢。

群众渐渐察觉异常。

1950年3月，有人向当地驻军反映：横溪镇附近多次见到可疑男子出入。

浙江军区警备部队侦察排长吴仕法受命追查。

几天伏守后，刘子良现身。伏击未果，他再次逃脱。

吴仕法没有放弃。

追踪至大桥头村时，又有村民悄悄提供消息：匪首曾在坚志庵附近出现。

坚志庵不大，香火稀少。

侦察排进入搜查。庵内只有一名年轻尼姑。

她神情镇定，却反复强调清规戒律。僧房简单整洁，没有明显藏匿痕迹。

两名战士入内查看，未发现异常。

众人准备撤离。

就在此时，一个年轻战士小声说了一句：“有点不对劲。”

吴仕法皱眉。

战士解释得含糊，只提到“体态不符”。吴仕法未当场追问，却在门外停下脚步。

他回头再看庵门。

粮食紧缺的年代，庵中生活清淡。可那尼姑神情紧张，额头细汗未干。

吴仕法决定复查。

再次搜查更细。

木箱、佛龛、床铺一一挪开。依然无果。

吴仕法的目光落在墙上一幅大画。

画幅偏大，色泽陈旧，与简陋庵房略显不协调。

他走近查看。

尼姑忽然开口：“不过一幅画，何必如此？”

语气过于急促。

吴仕法抬手掀起画轴。

后面，是一扇暗门。

木门推开，密室狭窄。一个人正伏在门后偷听。

刘子良被当场擒获。

随后调查发现，所谓尼姑庵早已被其利用。

庵中女子并非正式出家人，而是其同伴。密室作为临时藏身之所。外界往来以香火为掩护。

匪首以为山中隐蔽最安全，却忽视了人心。

群众举报成为关键。

案件移交后，结合此前罪行展开审理。

包括抗战时期敛财、山中袭击干部、越狱杀人、焚毁仓库等行为，均有证据。

1950年11月，宁波举行公审。

刘子良被判处死刑。

四明山匪患随之进一步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