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后金兵分三路从蓟镇攻破边墙。但直到次月四日，山海关四千援兵尽没、重镇遵化陷落的消息传至京师，明廷才意识到这是后金大举入寇，朝野内外也人心惶惶。

由于一时间联系不上蓟辽总督刘策和蓟辽督师袁崇焕，毫无准备的明廷也拿不出应对方略，进而群臣奏请召回原“督师辅臣”孙承宗问计。

这里说点题外话，一些人总是想当然的认为，崇祯朝初东林借剿灭阉党重掌朝堂并忽悠架空皇帝。真要如此，为何东林大佬孙承宗一直赋闲在家，直到需要人顶重责时才把他推出来？

十一月七日，崇祯下旨复起孙承宗并命他五日内入觐。但没几天崇祯收到袁崇焕率兵入卫的消息后又改了主意，发出两份圣旨，一授袁崇焕总督各地勤王兵马；二命孙承宗取消觐见至通州驻防（挂兵部尚书和中极殿大学士衔）。

注：由于袁崇焕曾两次向朝廷预警蓟镇防御薄弱（后金可能在蒙古人的帮助下从此处破边）。九月又派参将谢尚政率军三千前往蓟州协防（巡抚王元雅没接受）。所以崇祯在袁崇焕入卫之初，还是非常信任他的。

不过孙承宗没有依皇命行事，仍然选择入京（十五日）觐见皇帝。原因不是觉得职衔太小或责任太重，而是对当下明军的战略部署有异议。

袁崇焕入卫后最大的军事举措（也是被人诟病最多的地方）是“援兵四集（蓟州），尽行遣散”。撇除天马行空的通敌，袁这么布置的主要原因有二。

其一，各镇援军骤集，一时间解决不了口粮问题，只能让他们分散各城求食。其二，后金野战能力强过明军太多，只能先尾随骚扰让其不能分散劫掠补给，待勤王兵马数量有了压倒性优势后再动手。

“臣闻袁宗焕驻蓟州，满桂驻顺义，侯世禄驻三河，此为得策。又闻尤世威回昌平，世禄驻通州，似未合宜。”帝问：“卿欲守三河，何意？”对曰：“守三河可以沮西奔，遏南下。”承宗言：“当缓急之际，守陴人苦饥寒，非万全策。请整器械，厚犒劳，以固人心。”

《明史·卷二百五十》

孙承宗并不是反对袁崇焕遣散各路援兵，他是觉得不能分的太散。一些相对不太重要的地方，应主动放弃以便在要点集中兵力。

比如昌平背靠居庸关，无需在此分兵驻守。密云方向地理上本就不便大军出关，不如着眼于其南边的顺义。与其在通州驻守，不如合兵于三河，既可策应蓟州，又可加强京师东面的防御 ……

或者说孙承宗和袁崇焕（也包括崇祯）对后金这次入寇的基本看法是一样的，这既是危机也是机会。如果能将后金大军拖在京畿并围而歼之，辽东将可一鼓而定。

但崇祯虽然当面和孙承宗讨论时 “所条画俱称旨”并表示“为朕总督京城内外守御事务，仍参帷幄”，心里并没有真把孙承宗和他建言当回事。第二天就传旨孙承宗，让其依前命至通州驻守。

待孙承宗赶到通州不久，后金大军就绕过蓟州并兵至京师城下。后面一段时间孙承宗除了将麾下兵马派往京师协防，就只能看着皇太极率大军围着京师转圈，诱惑明廷玩“葫芦娃救爷爷”，一支支地敲掉京畿的各部明军。

皇太极的策略不仅有效消耗了京畿明军，还改变了京师舆论以及明廷和崇祯的心态。袁崇焕的尾随，被视为畏敌避战乃至“通敌胁和”。原本的栋梁之材，在皇帝眼里也越来越像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祸害。

十二月初一，崇祯以议饷为名，召袁崇焕入城并逮问。崇祯的行为，进一步加剧了京师军民对关宁军的猜忌。其后两天陆续发生公开辱骂以及杀害关宁军士事件，“城上人群詈为贼，投石击死数人，所遣逻卒指为间谍而杀之”。

因恐被连坐降罪，十二月初四，祖大寿和何可纲率一万五千关宁军东奔山海关。孙承宗知悉后，急令麾下都司贾登科持手书去劝慰祖大寿，但祖大寿不相信孙的担保，洗劫山海关后率军出塞。不过他还是留了台阶，把出关解释为去打朵颜部，“当出捣朵颜，然后束身归命”。

孙承宗只得奏请崇祯下谕宽宥关宁众将，并允许他派遣马世龙持谕令出关劝慰。崇祯同意了孙承宗的奏请，并命其前往山海关抚慰和整顿关宁军。崇祯三年正月，孙承宗刚抚平关宁众将，危机又至。

得知袁崇焕下狱、关宁军东奔，皇太极萌生了乘机逼降祖大寿和关宁军的想法。崇祯三年正月初四至初八，在已控制遵化的基础上，后金又连续分兵攻占永平、迁安、滦州，如果再拿下抚宁和昌黎，就把关宁军和关内给隔断了。

虽在孙承宗和地方官员的组织下，明军守住了抚宁和昌黎，但形势仍不乐观。（注：后金攻击昌黎前，孙承宗曾派数千关宁军前往助守，但当地官员只接纳粮草军械，没允许关宁军进城。既有没粮管饭的原因，也是怕客军入城劫掠）

方京师戒严，天下勤王兵先后至者二十万，皆壁于蓟门及近畿，莫利先进。诏旨屡督趣，诸将亦时战攻，然莫能克复。

《明史·卷二百五十》

此时赶赴京师的勤王兵马已有十几万，但之前葫芦娃救爷爷的战损，尤其是满桂率四万兵马崩溃于永定门外以及刘策反攻遵化的惨败。不仅丧失大量精锐，也让各路明军气泄而不敢出击，大多驻扎在蓟州和京师一带观望。

加之道路被阻隔，明廷也不知道山海关是否还在明军手中（或者说关宁军是否还忠于朝廷），所以一时间也没人关心孙承宗和山海关。后孙承宗派死士沿海边绕道去京师报信，两边才通了消息。

得知孙承宗已稳定关宁军，明廷和崇祯遂将京畿军队指挥大权交由孙承宗。鉴于明军之前的战损，以及当下大部明军不能战也不敢战的事实。孙承宗否决了马世龙先攻遵化的建议，即放弃了围歼后金主力于京畿的想法。

转而议定东（勤王兵马）西（关宁军）两面夹击，并由南向北推进的半包围挤压策略。实际用意在于不围死后金，让他们知难自退（或者说见好就收）。

其后皇太极果然率后金主力原路北返辽东，后金占据的四城也由南至北（滦州、永平、迁安、遵化）陆续被明军收复。至此“己已之变”结束，孙承宗也因功被授继续推进复辽大业。

编者附：

孙承宗再次接手辽事后，也遇到了“经抚不和”。时任辽东巡抚的丘禾嘉，在天启朝就和孙承宗有龃龉。这次在兵部尚书梁廷栋的支持下，更是和孙承宗矛盾公开化，无视孙承宗的“虚辽实蓟”大谈“乘胜恢复”，并鼓动向锦州增兵以收复广宁。

至崇祯三年十二月，孙承宗无心也无力与丘禾嘉纠缠，遂连上十一道奏疏请辞，但被崇祯否决。崇祯四年因救援大凌河失败，孙承宗再次请罪乞辞，当年十一月获准告老还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