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做了二十年房产中介的老人说过一句话：如果你手里已经有一套房子，不管新旧，不管大小，只要还能住，就别急着换，更不要贷款再去买第二套。

我起初觉得这话有点保守。后来想起老舍，才慢慢品出味道来：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赌的。
老舍这辈子，前半生几乎没拥有过自己的房子。1899年他出生在北京小羊圈胡同的大杂院里，不到两岁就没了父亲，母亲靠替人洗衣服、做针线活，把几个孩子拉扯大。在那样的家境里，房子是想都不敢想的事。

长大以后，他一直都在路上。北京、伦敦、济南、青岛、武汉、重庆，后来还去了美国，住过的地方不下几十处，全是租来的。三十多岁在青岛教书，一家人租住在黄县路一栋临海小楼里，房东住楼上，他们住楼下的四间房。就在这租来的屋子里，他写出了《骆驼祥子》。

抗战那几年更苦。他辗转到重庆北碚，住的小楼里老鼠成灾，成群结队地啃家具、拖书稿，他索性给这地方取名"多鼠斋"。屋子三面朝阳，夏天热得像蒸笼，他说墙几乎能烤面包。就是在这样的地方，他一边跟贫血、疟疾较劲，一边写《四世同堂》。

直到1949年底回国，他已经五十岁。那时国家本要给他安排宿舍楼，住着方便，可写作只能在梳妆台上对着镜子。他想有一处安静的、独门独院的住处，就自己掏钱，拿在美国攒下的稿费，买下东城丰富胡同的一个小四合院。1950年4月，一家人搬了进去。

那院子不大，也说不上好。朋友上门道贺，说房子狭长，有点像列车的车厢；客厅刚粉的墙受了潮，花糊糊一片。老舍指着墙笑，说这是多妙的一幅天然山水画呀。他还挺得意，说自己大概是作家里头一个自己掏钱买房的。

搬进去以后，他请人从西山移来两棵柿子树，夫人胡絜青就给小院取名"丹柿小院"。他在西耳房安了书房，一桌、一椅、一床，简单得不能再简单。汪曾祺去过他家，说院子里到处是花，一到秋天柿子红透，一树橘红，看着就叫人心安。

这院子他一住就是十六年，是一生里住得最久的地方。后来他名气越来越大，来往的都是了不得的人物，可他没换房子。就在这又小又旧的院子里，他写下了《茶馆》《龙须沟》和《正红旗下》。

1966年8月，他离开这个小院，再没能回来。如今纪念馆里，他书桌上的台历还停在8月24日那页。院子里那两棵柿子树，每年秋天照样结果，红彤彤的，把半个院子都照暖了。

我常想，老舍这辈子最踏实的，不是那两棵柿子树，也不是满院的菊花，是他终于有了一处不用再搬的地方。房子不用大，不用新，也不用多，能安安稳稳住下去，就是一个人最大的底气。手里已经有一处能住的地方，你还会急着去换、去贷款买第二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