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伪军旅长莫正民见日军大势已去，决定率部起义反正加入八路军，谁知这时，日军却打来电话：“听说你要投靠八路军？这事你可要想清楚！”

电话那头的声音冷得像刀片，莫正民的后背瞬间被冷汗浸透。指挥部里静得能听见墙上挂钟的滴答声，几个贴身侍卫站在门口，大气都不敢出。他脑子飞快转着，缓了缓神，硬着头皮挤出一句话：“太君，我这是为了打巷战啊！”又赶紧补了一句：“我在您这里吃香的喝辣的，失了心才会投降土八路。”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中队长又问：“那你大半夜搞什么鬼？”莫正民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说正商量着偷袭八路军，趁天黑摸出去打一仗。中队长哼了一声，挂了电话。

说起莫正民这个人，莒县的老百姓对他的感情复杂得很。1913年他出生在汪湖乡一个贫苦农家，九岁上私塾，十六岁投军，在张宗昌和张步云的部队都待过。后来自己拉队伍抗日，跟中共地下党员搭过线，再后来打了败仗被日军俘虏，为活命答应了条件，回乡组织“剿共自卫团”，一步步当上了伪莒县保安大队副大队长。手底下管着三千五百多号人，可日本人从来没拿他当自己人。那个日本教官金野和顾问多本三天两头找茬，有一回在城门口，一个日本兵当着好几个伪军的面推了他一把，他愣是没敢吭声。

八路军这边早就盯上了他。滨海军区先后派出几十名敌工干部到莫部做统战工作，敌工部的谷凤鸣打进莫部当副官，三天两头跟他聊抗战形势，讲日军败局已定。为了解除莫正民的后顾之忧，八路军还派专人把他不满周岁的小儿子送到城外妥善照料。1943年秋天，日军扫荡抢了根据地一千多头耕牛，交给莫部押送诸城县。莫正民暗中跟八路军通气，约定在某路段假截击。枪一响，伪军丢下牛就跑，八路军把牛全牵了回去。这事儿做得干净利落，日军愣是没查出来。从那以后，他跟八路军的联系越来越紧。

到了1944年，山东的局势已经翻了个个儿。日军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从华北调走大批精锐师团，山东境内只剩两万五千人的兵力防守，是抗战以来最少最弱的时期。八路军山东军区从春天开始连续发起攻势作战，秋季攻势刚打完，冬季攻势又紧跟着上来了。莒县位于滨海和鲁中两块根据地之间，是日军南北运兵的要道，城里修了兵营、飞机场、弹药库，城外有宽五到七米的壕沟，城墙上碉堡几十座，城里还有围寨和明碉暗堡。硬打伤亡太大，最好的办法就是里应外合。

1944年9月，日军到鲁中“扫荡”被八路军全歼，配合扫荡的伪军贺钫部也遭了惨败。莫正民听说了消息，一个人在屋里坐了大半夜。第二天他找到谷凤鸣，说想通了，要反正。双方议定了起义方案，正式议定起义后委任莫正民为旅长，起义时间定在11月14日晚七时，以炸毁莒城东南角大炮楼为信号。

可这事儿没那么容易。莒县城里不光有他的三千多伪军，还有一个中队的日军，一百四十多人，加上日本教官和顾问。日军早就在莫部安插了眼线，莫正民好不容易找了个借口，把日本兵跟伪军分开住，总算腾出点活动空间。偏偏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电话响了。

那通电话之后，莫正民知道再拖下去就是死路一条。他当即下令，连夜解决掉那几个盯梢的日本兵。那一夜，莫部跟城里的日军交了火，枪声响了大半夜。

11月14日傍晚六点四十分，莒县东南角炮楼被预先潜入城内的八路军工兵炸毁，战斗正式打响。莫正民部按预定计划立即反正，挂出“光荣举义”的白旗，打开南城门，引导八路军占领各要道和制高点，把日军压缩到城中心的围寨里。起义部队佩戴白底黑字的“正”字袖标，在夜色中格外醒目。战至午夜，八路军从四面发起攻击，连续爆破、多点突入，迫使日军龟缩在最后几个碉堡里固守待援。邻近日军出动坦克、飞机增援，依旧没能挽回败局。此役我军收复莒县，歼敌四百余人，争取伪军三千五百多人反正，根据地面积扩大七千平方公里，三十多万民众获得解放。

莫正民起义之后，部队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独立二旅，他在改编大会上讲了话。1944年到1945年，山东军区先后争取了王道、莫正民、张希贤、韩寿臣四大股伪军反正，在全国和全军产生了重大影响。仅1944年一年，山东地区就争取了一万两千多名伪军反正。

回头看这段历史，有个问题绕不开：莫正民到底是个什么人？说他是英雄，他确实当过汉奸，替日本人干过事。说他是汉奸，他又在关键时刻拉走了三千五百人，直接帮着八路军拿下了一座战略重镇。那个年代，像他这样的人不少。乱世里头，有人铁了心当汉奸，有人咬着牙打到底，更多的人是在夹缝里找活路，走一步看一步。莫正民的选择里有算计，有恐惧，有犹豫，也有最后关头的果断。八路军争取他的方式也值得琢磨，不是光靠喊口号，而是派了几十个人长期渗透，帮他照顾孩子，给他留后路，一点一点把人心拉过来。这种耐心和策略，比单纯的军事打击管用得多。

那通电话铃声响起的时候，莫正民大概想明白了一件事：日本人从来没信过他，八路军却一直在等他。这个选择，说到底不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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