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7年，赵烈文对曾国藩预言，大清50年内必定灭亡，曾国藩不信，赵烈文说：得天下太容易，开国时又太残暴，这些都有违天道，岂能长久？44年后，武昌一声炮响，宣统帝逊位，清朝果然彻底覆灭。

曾国藩放下手里的茶碗，碗底在木桌上轻轻磕了一下。他看向赵烈文，眉头微微皱起，又很快松开。

“惠甫，这话说重了。”

赵烈文没接话。他手指在膝上敲了敲，目光落在窗棂外头。院子里有棵老槐树，叶子被午后的太阳晒得发蔫。

“眼下江南平定，捻匪也快剿清了。”曾国藩声音不高，像在说给自己听，“朝廷正在办洋务，买机器，造轮船。局面总会好起来。”

“中堂说的是。”赵烈文应了一句，语气平直。他转过脸来，“可机器船炮，治不了人心里的病。”

曾国藩端起茶碗，发现已经空了。他慢慢把碗放回去。

“你方才说，京城里乞丐满街，治安败坏。”他顿了顿，“我在直隶时也见过。可圣上勤政，太后也不糊涂。南方的秩序，这些年不是恢复了吗？”

赵烈文忽然笑了一下，很短，嘴角牵动就收住了。

“中堂还记得咸丰六年的事吗？”

曾国藩脸色沉了沉。那是十年前，他困守江西，朝廷猜忌，地方掣肘，差点走投无路。

“记得。”他只说了两个字。

“那时太平军势大，可朝廷里还在斗，地方官还在捞。”赵烈文声音压低了，“现在太平军没了，可那些人还在。他们捞得更顺手了。”

屋里静了一会儿。有知在叫，一声接一声，刺得人耳膜发胀。

“我办团练时，”曾国藩开口，语速很慢，“家乡人都说我狠，杀人多。可乱世用重典，不狠不行。”

“中堂的狠，是为了止乱。”赵烈文接过话头，“开国时的狠，是为了立威。这两样不一样。”

曾国藩看着他：“哪里不一样？”

“一个杀人之后还想着收拾局面，一个杀完了就堆在那里，让尸臭熏天。”赵烈文话说得直，眼睛却垂下去，盯着自己洗得发白的袖口，“扬州过去两百年了，嘉定也两百年了。可那些事还在书里写着，在人口里传着。”

“前朝旧事，何必总提。”

“不是我要提。”赵烈文抬起眼，“是天下人没忘。”

曾国藩站起身，走到窗前。槐树的影子斜进来，在他青布袍子上切出一道明暗线。

“我今年五十七了。”他背对着赵烈文说，“还能做几年事？无非是尽本分，能补一寸是一寸。”

赵烈文也站起来，但没有走过去。

“中堂的本分尽得够多了。”他停了一下，“可大船要是漏了，舀水再多也救不了沉。”

曾国藩转过身。他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眼角的皱纹显得更深了些。

“你说五十年？”

“最多五十年。”

“我看不到那天了。”

“我也看不到。”赵烈文说，“但总会有人看到。”

两人都不再说话。外头有脚步声，是仆役经过，很快又远了。

曾国藩走回桌边，提起茶壶，往两个碗里续水。水声哗哗的，在安静的屋里格外清楚。

“喝茶吧。”他把一碗推给赵烈文，“凉了。”

赵烈文端起碗，没喝，只是捧着。碗壁温热，透过掌心传上来。

“这些话，”曾国藩坐下，“别在外头说。”

“我只在中堂这里说。”赵烈文抿了一口茶，茶水已经温吞了，带着涩味。

曾国藩点点头，也端起碗。他喝得很慢，喉结上下动了两下。

“江南制造局那边，下个月该试炮了。”他忽然说起别的，“你若有空，一起去看看。”

“好。”赵烈文应道。

又是一阵沉默。但不像刚才那样紧绷着了，像弓弦松开了几分。

曾国藩放下茶碗，碗底和桌面碰出轻响。

“天道。”他念了这两个字，摇摇头，“我读了一辈子圣贤书，还是参不透天道是什么。”

“天道就是人心。”赵烈文说，“人心向背，就是天道向背。”

曾国藩看了他一会儿，最后只是摆了摆手。

“去吧。我乏了。”

赵烈文躬身行礼，退了出去。门帘落下，晃了几下，停住。

曾国藩独自坐在原处，手按在茶碗上，很久没动。日影悄悄挪了一寸，从他手背爬到袖口。外头的知了还在叫，一声声，没完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