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永泰身为蒋介石的首席谋士，他早早离世，着实可说是中国人民的福气。杨永泰犯下三宗罪。其一，1932年，他正式向蒋介石上书，提出“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共”之策，此建议被蒋介石采纳，成为其对内对外的基本政策。

1936年10月25日，汉口江汉关码头两声枪响，时任湖北省政府主席的杨永泰倒在血泊之中，送医后不治身亡，终年56岁，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震怒之余倍感惋惜，下令彻查此案，还批下十万元公葬费用，可在当时的民间，不少人听到消息后却悄悄松了口气，甚至有人直言，这个人早死几年，中国老百姓能少受很多罪。

在民国政坛，杨永泰是公认的“智囊天花板”，一度被称作蒋介石身边的“当代卧龙”，他早年辗转于孙中山阵营、西南军阀、北洋政府之间，摸爬滚打二十多年，最擅揣摩人心、摆弄权术。

投靠蒋介石之后，杨永泰只用短短几年，就帮蒋介石解决了最头疼的军阀割据难题，中原大战前后，他一手用金钱收买底层军官，一手用官位分化上层头领，再配合舆论造势挑动内斗，硬是把冯玉祥的西北军、阎锡山的晋绥军、李宗仁的桂系逐个拆解。

不用大动干戈，就让蒋介石完成了形式上的全国统一，这份权谋手段，在国民党幕僚里几乎找不出第二人。

可这份“统一”从一开始就走偏了方向，杨永泰谋划的所有削藩手段，并不是为了凝聚国力应对外侮，而是为了让蒋介石能集中全国的兵力、财力投入内战，更值得深思的是，地方军阀势力被打散之后，原本各地屯兵守土的格局被打破，等到后来日军全面侵华，很多省份失去了独立组织抵抗的能力，只能跟着中央军一路后撤。

从这个角度看，杨永泰的“统一之功”，反而成了抗战初期国土快速沦丧的隐形诱因，看似加强了中央集权，实则消解了全国分层抵抗的韧性。

真正让杨永泰留下负面历史评价的，还是针对革命苏区的围剿策略，前四次军事围剿接连失败，蒋介石始终想不通，为什么装备精良的几十万大军，奈何不了几万红军。

杨永泰一句话点破了核心：红军不是普通军阀部队，是和民众深度绑定的革命力量，单纯靠军事硬拼永远打不完，紧接着他就拿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案，正面战场只投入三成兵力，剩下七成力量用来挖苏区的生存根基。

这套手段的杀伤力，远比单纯的军事进攻更残酷，保甲连坐制度铺到苏区周边每个村落，一户人家和红军有往来，整个甲的百姓都要受牵连，轻则罚款抄家，重则坐牢杀头，硬生生用恐惧把老百姓和红军隔离开。

经济封锁更是掐住了苏区的命门，盐、布匹、药品一律严禁流入，当时苏区盐价翻了几十倍，不少百姓长期缺盐浑身浮肿，红军伤员没有消炎药，只能用粗盐水处理伤口，很多本可救治的人最终倒在了物资匮乏上。

杨永泰还专门组织宣传队伍造谣抹黑，挑动苏区内部矛盾，这套组合拳打下来，中央苏区的生存空间被不断压缩，后来的战略转移，和这套釜底抽薪的政治围剿直接相关，更深远的影响是，这套把普通民众绑进内战、以社会控制服务战争的逻辑，后来成了国民党统治的惯用手段，也为它最终失去民心埋下了早期伏笔。

1932年，杨永泰正式向蒋介石呈上万言书，把“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共”包装成了系统的治国理论，正式成为国民党的内外基本政策，当时九一八事变已经过去一年，东北全境沦陷，华北局势岌岌可危，全国各界都在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可杨永泰却给蒋介石的内战路线披上了完整的理论外衣，让“先打内战再抗日”成了官方基调，白白错失了团结抗日的最佳窗口期。

更致命的是，杨永泰在帮蒋介石收权的过程中，自己的权力也急速膨胀，作为政学系核心人物，他执掌南昌行营、武昌行营期间，所有军政机要文件必先经他审阅再呈蒋介石，各地官员求见蒋介石也得由他安排，这种 "一人之下" 的地位，直接触碰了国民党CC系的核心利益。

国民党内部的权力结构里，CC 系掌控党务系统，号称 "蒋家天下陈家党"；而杨永泰代表的政学系，掌控的是行政系统和地方实权，两派的矛盾不是个人恩怨，而是"以党治国"和"行政至上" 两条路线的根本冲突。

杨永泰推出的行政督察专员制度，把豫鄂皖赣四省的党部权力全部收归行营，直接把 CC 系的党务系统变成了行政附庸。这等于公开抢陈氏兄弟的饭碗，双方矛盾彻底激化，1934年南昌机场失火案中，杨永泰还借机扳倒了CC系骨干邓文仪，两派已是不死不休的局面。

1935年底，杨永泰外放湖北省政府主席，表面看是提拔重用，从幕后谋士变成封疆大吏；实际上也是蒋介石的平衡之术，既安抚CC系的不满，也让杨永泰暂避南京的锋芒，可离开了蒋介石的直接庇护，杨永泰等于从暗处走到了明处，成了所有仇家的活靶子，最终杨永泰遭到刺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