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这位特工女王走进西柏坡，她拒绝了一切高位，只提了一个要求，此后三十年再没离开过三尺讲台。

1952年秋天，北京圆明园遗址旁的一所中学里，新来的女校长正挽着裤腿，和学生们一起在荒地上平操场，她话不多，手上磨出了茧子也不吭声，没人知道这个看起来朴实得像邻家大婶的女人，十几年前曾在上海的十里洋场，一手搭建了延安与江南之间的三条秘密电台生命线。

她叫王一知，原名杨代诚，张太雷烈士的遗孀，1922年入党的老布尔什维克，如果按资历和战功排，新中国成立后她完全可以坐进部委大楼，可王一知偏不，中央前后三次请她出任要职，都被王一知婉拒了，她铁了心要去中学教书，一站就是三十年。

很多人说她傻，放着高官厚禄不要，偏去当孩子王，可把王一知的人生连起来看就会明白：这不是退隐，而是换了一个战场继续冲锋。

第一次拒绝是在1948年底的西柏坡，辽沈战役刚打完，全国解放已成定局，中央正在为进城后各条战线物色干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一起接见了这位从白区归来的老战友，明明白白告诉王一知：妇联、统战、城市工作，哪个岗位你随便挑。

换作别人，恐怕早就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可王一知只是平静地摇了摇头，说自己想做教育，在场的人都愣了一下，没人想到，这个在敌人眼皮子底下玩了二十年心跳的女特工，最终的志愿居然是去教孩子。

第二次是进北平之后，朱德亲自找王一知谈话，说首都的妇女工作需要她这样有经验的老同志主持，王一知还是那句老话：谢谢厚爱，仍想办学。

第三次更直接，建国初期中组部正式发函，调王一知去中央教育部担任领导职务，她把调令压了几天，最终还是给退了回去，理由很简单：基层教育更缺人。

三次拒绝在外人看来是淡泊名利，其实王一知心里算着一笔更大的账，她后来跟身边人说过，打天下靠枪杆子，治天下得靠笔杆子，旧社会留给新中国的不只是烂摊子，还有整整几代人的文盲和教育断层，与其在机关里发文件，不如直接去课堂上培养人。

这个选择和王一知早年的经历息息相关，王一知是师范出身，跟着向警予办过学，深知教育对一个国家意味着什么，丈夫张太雷牺牲时，儿子才两个月大，她连收殓遗体都做不到，那个时候她就暗下决心：将来革命胜利了，一定要让更多孩子能安安稳稳坐在教室里读书，不用再像他们这代人一样，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过日子。

1938年，周恩来亲自点将，派王一知和龚饮冰假扮夫妻潜入上海，建立延安与江南的情报通道，那时候的上海日伪特务、军统、租界巡捕房势力盘根错节，空气中都飘着危险的味道，王一知一口气建起三个台，李白台、郑执中台、杨健生台，互为备份，形成一张打不烂的情报网。

最惊险的一次是1942年，李白的电台突然被日军破获，人当场被捕，整个上海情报网瞬间命悬一线，只要李白扛不住，三部电台、几十名地下同志可能全要遭殃。

换别人早就慌了神，王一知却异常冷静，她先冒险给狱中的李白递去密件，稳住阵脚；随即连夜通知另外两部电台紧急转移，设备、文件、经费全部安全转移，没留下一点痕迹，紧接着她又动用所有社会关系，托爱国人士出面营救，硬是把李白从日本人的大牢里捞了出来。

在上海潜伏那些年，王一知换过十几个化名，扮过绸缎庄老板娘、小学教员、家庭主妇，联络点三个月一换，情报藏在点心盒、旧书页里，多少次与特务擦肩而过，多少次在搜查前夜转移设备，她都凭着过人的胆识和冷静一一化解，说她是"特工女王"，一点都不夸张。

从地下战线转到三尺讲台，王一知没有半点不适应，她先后担任华北中学校长、北京师大二附中校长、北京一零一中学校长，一干就是整整三十年。

王一知当校长有几个特点，第一是不搞特殊化，学校从干部子弟学校改成普通中学，就是她力主推动的，她常说干部子弟没什么高人一等的，要和工农子弟坐一张课桌，先学会平等做人，"一零一中学"这个校名也是她取的，意思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过去的成绩算一百分，新的征程从"一"开始。

第二是特别重视劳动教育，那时候一零一中的校园在圆明园旧址旁边，到处是荒地，王一知带着师生开荒、种树、修操场，还办起了校办工厂，让学生半工半读，她觉得光读书本知识没用，得知道粮食怎么种、机器怎么开，将来才能接好建设国家的班。

第三是爱学生，王一知自己省吃俭用，工资大多拿来资助贫困学生，买课本、添衣服、补伙食费，学生们背地里都叫她"王妈妈"，她教过的学生里，后来出了李铁映、伍绍祖这样的国家干部，也出了施光南这样的艺术家，各行各业都有她的学生在挑大梁。

1982年，王一知从校长岗位上离休，三十年教育生涯，她没留下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迹，只留下满园桃李和一摞摞批改过的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