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蒋介石想反攻大陆，他找到陈诚，想跟他讨论一下。结果，讨论的过程中，两个人都撕破了脸皮，陈诚是极力反对反攻大陆的，而蒋介石却认为他是软骨头。
蒋介石显然不愿意一直等。
在他的判断里，机会不会永远摆在那里。上世纪60年代初，大陆正经历困难时期，国际局势也不断变化。蒋介石担心，一旦错过这个阶段，以后再想大规模采取军事行动，条件只会越来越差。
陈诚看的却是另外一本账。
他长期负责台湾地区行政、财政和经济事务，很清楚打一场战争不是在地图上画几根箭头那么简单。军队要过海，需要运输船；空降部队要行动，需要足够的飞机；登陆以后每天都要消耗弹药、粮食和油料。第一批人送过去不算完成任务，后面的部队和补给能不能持续跟上，才真正决定行动能走多远。
两人的矛盾，其实早在1961年就已经摆到了桌面上。
当年7月，蒋介石与陈诚曾围绕反攻时机发生激烈争论。那时候专门负责研究反攻行动的“国光作业室”已经成立，整个计划正在加速推进。陈诚提出的核心问题很直接：台湾地区现在拥有的海空运输力量，能不能承担大规模登陆？如果没有足够的外部支援，一旦战事持续扩大，又准备怎么收场？
这些问题在军事上并不复杂，却非常难回答。
蒋介石最担心的恰好就是这种“算得太细”。
在他看来，任何战争都不可能等到条件百分之百成熟再开始。军队如果天天讨论困难，反复强调风险，最后很可能把原本已经形成的决心慢慢磨掉。
陈诚却认为，越是大规模行动，越不能靠情绪推动。
两个人争的不是目标，而是时间。
蒋介石想问的是：如果现在还不动，以后还有没有机会？
陈诚反复考虑的却是：如果现在就动，台湾地区究竟能不能承担后果？
这也是后来很多人容易看错的一点。陈诚并不是完全拒绝参与反攻准备。相反，在相关计划推进过程中，他依然处理过战费、交通、船舶以及行政动员等问题。
可一旦涉及真正的大规模行动，他的态度明显谨慎得多。
原因很现实。
台湾地区当时经济正在恢复和发展，基础设施、工业、出口都需要大量资金。战争准备又是一个几乎没有上限的开支项目。多造一批装备，多储存一些油料，多征调一些运输工具，钱都必须从财政里拿出来。
如果只是短期行动，还能设法调度。
可要跨过台湾海峡，在大陆沿海建立稳定据点，然后继续投入兵力，花费马上就会变成另一回事。
陈诚担心的，正是这种“打得出去，却接不上来”的局面。
美国的态度又让问题更加复杂。
当时台湾地区不少大型军事行动，在装备、运输和后勤方面都很难完全绕开美国。蒋介石曾希望获得更多飞机、运输工具和相关支持，但美国对主动扩大台海军事冲突一直十分谨慎。
美国方面不愿轻易支持一场由台湾地区主动发起的大规模进攻。
这意味着，纸面上的作战方案即便能够完成，真正执行时仍可能缺少关键装备。
1962年前后，蒋介石一度加快反攻准备，希望抓住他认为可能出现的时机。但一些原本需要外部支持的装备没有按照设想到位，部分行动也因此不得不调整。
到了1963年，这个问题并没有消失。
“国光计划”仍在继续研究，各种演习和推演照常进行，而且范围已经相当广。从登陆作战到特种行动，从空降到海上运输，几乎都设计过相应方案。
可计划越复杂，对装备的要求也越高。
例如大规模空降，如果没有足够数量的运输机，很难形成真正有效的兵力投送；海上登陆则更加麻烦，大批船只必须跨过台湾海峡，还要考虑护航、天气、制空和制海问题。
这些都不是喊几句口号能够解决的。
1963年，蒋介石本人其实也在不断碰到现实限制。
当年有人向他建议，可以不必直接在福建等方向大规模登陆，而是考虑先攻取其他地方，以较小规模军事行动打开局面。
但蒋介石最终同样要考虑距离、海空力量以及后续支援等问题。
这恰好说明了蒋陈争论里最有意思的一点。
当所有问题只停留在“要不要反攻”时，两人的分歧似乎很大；真正把地图、舰艇、飞机和兵力摆出来以后，很多困难其实是谁都绕不开的。
只是两个人承受风险的方式不同。
蒋介石更担心机会消失。
陈诚更担心一次准备不足的行动，把台湾地区多年积累的军政和经济资源迅速消耗掉。
到1963年，陈诚的身体状况也越来越差。
这一年，他因为健康问题多次休养，行政工作明显受到影响。12月，陈诚辞去行政院长职务，由严家淦接任。不过他仍保留副总统身份，并没有像一些故事里描述的那样在1965年才突然辞掉所有职务。
1965年3月5日，陈诚因病去世。
两个人争了多年，最后真正决定“反攻”没有从大规模计划变成现实的，也不是任何一个人的一句反对，而是台湾海峡的距离、军事运输能力、经济承受能力、外部环境以及不断变化的两岸力量对比。
把这些因素放在一起看，才能理解当年那场争论为什么如此激烈。
因为他们讨论的从来不只是打一仗的问题，而是台湾地区当时究竟能承受一场多大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