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汤恩伯死在日本，蒋介石知道后，淡淡的说：“死了也好。”其实汤恩伯，可以说是蒋介石间接害死的。
1954年6月29日，东京一家医院的手术室里，汤恩伯没能活着走出来。医生原本要处理他十二指肠部位的严重病变，手术过程中却发生大量失血，这位曾经统率重兵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就这样客死异乡。消息传回台湾地区后，留下了一句广为流传的话：蒋介石只说，“死了也好。”
真正值得追问的，不是这四个字有多冷，而是汤恩伯为什么非要拖到病情严重时，才终于获准去日本。因为在此前几年里，日本对他而言早已不只是一个治病地点，更成了蒋介石判断他是否可靠的一块试金石。双方之间的裂痕，也远比一次上海失利复杂。
1949年5月，上海战役进入最后阶段。汤恩伯担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肩上压着上海防务。可当时整个战局已经急转直下，仅靠一道城市防线根本挡不住大势。上海失守后，汤恩伯的军事地位迅速下降，蒋介石对这位多年使用的将领，也不再像从前那样放心。
偏偏就在这个时候，陈仪事件又压了上来。陈仪是汤恩伯早年的重要恩人。汤恩伯年轻时赴日本求学、进入军界，都得到过陈仪很大帮助。两人的关系不是普通上下级。1949年1月，陈仪派人送信给汤恩伯，希望他改变立场，配合新的局势。
汤恩伯没有接受。他把陈仪的有关活动报告给蒋介石。1949年2月21日，蒋介石下令逮捕陈仪。表面看，汤恩伯似乎用这次告发证明了忠诚，可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陈仪被押到台湾地区以后，汤恩伯又开始四处求人，希望能保住这个曾经提携自己的老人。

这一来，汤恩伯把自己弄进了一个很尴尬的位置。告发陈仪，让他背上了忘恩负义的骂名；后来替陈仪求情，又让蒋介石怀疑他的态度是否彻底。据相关记载，蒋介石甚至要求汤恩伯参与处置陈仪，汤恩伯拒绝了。1950年6月18日，陈仪最终被执行死刑。
陈仪死后，汤恩伯和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已经很难回到过去。还有一件事进一步放大了猜疑。汤恩伯的亲信早先在日本东京附近置办过住宅，消息传开后，蒋介石认为他早就在替自己准备退路。对一个刚刚经历军事失败的将领来说，这种印象无疑十分致命。
1950年3月，汤恩伯准备前往日本。当时他称自己有任务在身，但因出境手续等问题与工作人员发生争执。事情最后惊动蒋介石。蒋介石认定汤恩伯可能想借机长期留在日本，下令阻止，军警最终把已经登机的汤恩伯强行拉了下来。
这一幕很能说明两人的关系。汤恩伯已经不是那个可以凭一句话获得信任的嫡系将领了。他的一举一动都会被怀疑，连前往日本都带上了“是不是要跑”的意味。后来他在台湾地区虽然仍有名义上的职务，却很难再接触真正重要的军权，政治处境越来越边缘。
人一旦从权力中心退下来，生活也跟着变了。到了1953年，汤恩伯的身体明显消瘦，健康情况持续恶化。他想赴日本检查和治疗，再次提出申请。蒋介石没有批准，还在报告上批下“就地医治”。这个决定后来成为汤恩伯生命最后阶段最关键的一道坎。
1953年10月2日，雷震曾劝汤恩伯住院。汤恩伯当时的情绪已经非常低落，大意是台湾地区治不好他的病，想到国外治疗又得不到批准，只能拖着。此时距离他的死亡只剩不到九个月，但真正严重的问题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
直到1954年4月，汤恩伯突然出现明显腹痛，医生进一步检查后发现十二指肠部位有肿瘤，怀疑存在恶性病变，并建议到国外接受手术。事情到了这一步，家属再次递交申请。蒋介石这一次终于同意汤恩伯赴日治疗。

5月26日晚，汤恩伯在家人的陪同下乘飞机前往东京。从日期上看，从获准出境到死亡，留给他的时间已经非常有限。一个多月后的6月29日，他被推进手术室。曾经想去日本而去不了，如今终于来到日本，却是在病情已经十分严重的时候。
手术过程中发生大量失血，汤恩伯最终去世，终年五十多岁。第二天，台湾地区报纸陆续刊登了他的死讯。曾经掌兵数十万、长期跟随蒋介石的高级将领，最后没有死在战场上，也没有死于炮火，而是倒在东京的手术台上。
蒋介石为什么迟迟不愿意放汤恩伯去日本，也和两人之间多年的政治裂痕分不开。上海失守让汤恩伯失去军事价值，陈仪案让他的忠诚受到复杂评价，日本置宅和登机风波又进一步增加猜疑。于是，一个曾被重用的旧部，逐渐变成了一个需要防范的人。
汤恩伯本人也有无法推开的责任。他在陈仪问题上的选择，给自己留下了沉重的道义包袱；上海战局失败后，他又没有重新获得足够信任。可到了生命最后阶段，决定他能不能及时赴海外治疗的人并不是他自己。
在我看来，这也是汤恩伯晚年最值得注意的地方。他过去把自己的前途牢牢系在蒋介石身上，以为多年追随、战场效力可以换来最后的信任。但政治关系一旦破裂，过去的功劳很快就失去保护作用。1954年的东京手术只是终点，真正把他一步步推到那里去的，是从失势、猜疑、受限到治疗延误形成的一条长链。也因此，蒋介石后来那句“死了也好”，才会成为这段关系最冷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