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5月，纽约，两位耄耋老人相对而坐。
张学良开口便问：“你当年有个外号，叫‘地老鼠’，是吧？”
吕正操一愣，随即笑了，他没想到老长官开口问的竟是这个。
他回答：“地道战主要是老百姓的创造，我不过把它系统化了一下。”

吕正操与张学良的渊源，要追溯到1922年。
那年，十七岁的吕正操因不堪忍受日本人欺压，从辽宁海城跑到奉天投了东北军，被编入张学良的卫队旅。他读过几年私塾，能写一笔工整小字，很快被张学良注意到。
1923年，张学良保送他考入东北讲武堂第五期——当时张学良正担任讲武堂监督，两人就此结下师生之谊。毕业之后，吕正操长期在张学良身边任职，担任过少校副官、秘书、副官处长等职。吕正操晚年说：“我和张学良是师生关系，又是上下级关系。”
1936年10月，张学良把吕正操从河北五十三军调回西安，安排住在张公馆，担任内勤副官。
两个月后，西安事变爆发。
12月12日凌晨，枪声在临潼响起，吕正操就在张公馆。事变当天晚上，张学良对身边人说：“我和杨主任胆大包天，把天捅了个窟窿。”随后，周恩来率代表团抵达西安，住在张公馆东楼。
他在回忆录中记下了一个细节：周恩来离开西安前，吕正操问：“周先生，少帅要送蒋先生回南京，能行吗？”周恩来说：“请你放心，我们一定设法营救张将军。”吕正操说，这句话让他“很受感动”，也让他对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

张学良送蒋回南京后被扣，东北军内部迅速分裂，少壮派与元老派相互指责，最终酿成枪杀王以哲的“二二事件”。
吕正操对此极为痛心，拒绝卷入内斗。1937年5月，经北方局批准，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军队从华北溃退，吕正操率六九一团——这个团本属东北军五十三军——拒绝南撤命令，于1937年10月在冀中举起敌后抗日旗帜，部队改编为人民自卫军，此举意味着他彻底脱离了东北军序列。
1940年，吕正操在一次讲话中说：“我们坚持敌后抗战，正是继承张副司令发动西安事变、要求抗日的初衷。”后来他带领冀中军民开展地道战，搞得日军焦头烂额。侵华日军的情报部门注意到他的战术，称其为“地老鼠战术”。这个外号不知通过什么渠道传到了幽禁中的张学良耳朵里，竟被他记了半个多世纪。
张学良被扣的最初几年，住在溪口、萍乡等地。据吕正操回忆，东北军旧部曾多次托人前去探望，回来的人转述少帅的话：“告诉弟兄们，要抗日，不要以我为念。”这句话，吕正操记了一辈子。
他在冀中最艰苦的岁月里，时常以此鞭策自己。1942年日军发动“五一大扫荡”，冀中根据地遭受严重损失，吕正操率指挥机关向外线转移，身边只剩少量部队，他表现得异常冷静。这种韧性，他自己说，有一部分来自早年随张学良处理军政事务时受到的训练。

1991年，吕正操赴美与张学良重逢，是由邓颖超促成的。行前，邓颖超托他带一封亲笔信给张学良，信中表示欢迎张将军回大陆看一看。吕正操于五月下旬抵达纽约，第一次见面安排在贝祖诒夫人家中。
张学良拆阅邓颖超信后，读到周恩来名字时说：“周恩来我熟悉，这个人很好，请代我问候邓颖超女士。”随后便问起“地老鼠”的事，气氛随即轻松下来。
吕正操带去了一套《中国京剧大全》录音带，张学良兴致很高，还当场唱了几句。
谈到高兴处，吕正操说：“您这一辈子，如果能回来，就圆满啦。”
张学良没有接话。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叙旧。根据吕正操事后提交的《赴美会晤张学良情况报告》，他与张学良先后谈了三次，涉及政治时局、两岸关系、国共旧事等多方面内容。
张学良谈兴很浓，有些话说得相当坦率。谈到自己的一生时，他对吕正操说：“我自己做错了一件事，就是杀了杨宇霆。杨宇霆是有才干的人，杀了他，东北的事情更难办了。”
关于送蒋回南京这件事，张学良又说：“我没能认清蒋介石的本质。他是基督徒，但这个人说假话。”

吕正操对张学良的总体评价，有一段话被研究者频繁引用：“张学良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是东北易帜，维护了国家统一；二是发动西安事变，促成全国抗战。这两件事都做对了。但他一生最大的失误，是送蒋回南京，这步棋断送了自己，也断送了东北军。”
难得的是，吕正操对张学良的评判从未脱离具体历史情境。他曾对采访者解释：张学良当时判断只要自己亲自护送，老蒋就会顾全大局，这是对蒋缺乏本质认识所致。他还说：“他这个人很真诚，但真诚用错了地方，就成了轻信。”
那次重逢中，有一个细节最能说明吕正操对这段关系的态度。
张学良问他：“你当年为什么要离开东北军？”吕正操据实回答：“副司令被扣以后，东北军群龙无首，有人投降，有人内讧。我们看清楚了，只有共产党是真抗日，就留在冀中打游击了。”
张学良沉默半晌，说了一句：“你的路走对了。”

2001年10月，张学良在夏威夷病逝。吕正操发去唁电，电文简短克制：“张学良将军一生是伟大爱国者的一生。”
后来有记者问他对老长官的最后评价，他说了八个字：“侠肝义胆，真诚吃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