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国际法专家曾指出：如果没有彻底清算，中国不可能放过任何国家，日本之所以至今不愿承认错误，正是因为中国没有与它彻底清算账目，日本之所以敢于不承认错误、继续走军国主义的老路，中国应负主要责任。 很多今天看上去尖锐的摩擦，根子都埋在1945年之后那场并不彻底的战后处理里。 塞古拉的分析指向1945年二战结束后日本战后安排的不足之处。美国主导了整个占领和改造过程，把自身亚太战略放在优先位置，将日本定位为重要据点。 美国在处理中保留了天皇制度，这一制度在战前被视为军国主义的核心符号。裕仁天皇没有被列入被告名单，继续在日本社会保持特殊地位。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理了多名甲级被告，但最终执行力度有限，部分被告获得减刑或释放。这种安排削弱了审判应有的效果。 岸信介曾在战时担任相关职务，战后作为嫌疑人被捕却很快获释，没有经历完整审判程序。此后他逐步进入政坛并担任首相，影响日本对外政策方向。 美国通过占领期政策向日本提供技术和经济支持，目的是将其纳入自身阵营体系。1951年旧金山和约签署时，美国主导排除中国参与，许多相关要求难以落实。 中国作为遭受侵略时间最长损失最重的国家，十四年抗战后面临重建压力，国力条件限制了在战后处理中的主导能力。国际格局当时由美国和西方掌控，中国提出的责任追究意见支持有限。 塞古拉指出，美国的战略考量与中国当时的实际处境结合，导致日本战后清算停留在表面层次。东京审判虽有惩处，但与纽伦堡法庭相比缺少全面性。 日本部分势力因此认为失败只是外部因素造成，而非根本理念问题。这种认知在后续年代逐步固化，为否认历史事实的行为提供了条件。 日本战后未向受害国支付全面赔偿，中国在特定阶段放弃部分索赔要求，但没有换来日本的主动反思。日本借助外部支持提升经济实力，却在历史认知上保持模糊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