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的上海大场，郭汝栋麾下的第26师，与日军精锐血战七天七夜，几乎拼光。活下来的将士不过六百余人，而身为军长的他，也因心力交瘁和重病，从此离开了前线。然而，同样是这位在抗日战场上不惜拼光家底的将领，在几年前，却曾是另一番模样。 在军阀混战的年代，他先后在刘存厚、杨森、刘湘等四川军阀麾下辗转，靠着机敏和手腕，一步步成为统兵一方的师长、军长。   他深知在四川这个“乱炖锅”里生存的法则：保存实力高于一切。   1927年，他选择率部投靠南京的蒋介石，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长。   他本以为找到了稳固的靠山，但很快就发现，在蒋介石的体系里，他们这些“杂牌军”不过是用来应付棘手任务的“耗材”。   1930年，贺龙、周逸群等人在洪湖地区建立根据地，组建了红二军团。   蒋介石命令郭汝栋率部“进剿”。   接到命令的郭汝栋，内心盘算得非常清楚。   打赢了，部队必然损失惨重，实力大损后，他在老蒋眼里就没了价值；打输了，那更可能被当作替罪羊，部队番号被撤，自己前途尽毁。   这笔账，怎么算都亏，于是，一套极具个人特色的“战场行为艺术”诞生了。   他的部队奉命追击红军，但每次眼看就要追上的紧要关头，传令兵就会飞奔而来，传达军长的最新命令：“停止追击！全体原地休息，埋锅造饭！”   命令传来，底下那些久经沙场的老兵们先是一愣，随后便心照不宣地咧嘴一笑，纷纷开始找柴火、架锅灶。   仗可以不打，饭不能不吃，在他们看来，自家这位长官实在是太“高明”了。   大家当兵吃粮，谁真心愿意为那些高高在上、把自己当“外人”的中央大员们卖命？ 红军那边，一开始也对这支追追停停、动不动就“开饭”的敌军感到困惑。   但几次接触下来，也明白了对方的意图。   双方在洪湖地区形成了一种微妙的、不流血的对峙。   你上报你的“追剿”，我进行我的转移，彼此心知肚明，互不捅破。   蒋介石远在南京，接到前线战报，看到郭汝栋所部“屡有出击”、“时有斩获”，虽无决定性的“大捷”，但似乎也算“勤勉”。   后来，郭汝栋甚至还被提升为第43军军长。   到了红军长征时期，他的部队又被调往贵州都匀、独山一带参加围堵，结果自然仍是“无所建树”。   这种“出工不出力”的战术，成了郭汝栋在军阀混战和内战中保全自己的生存之道。   他利用“剿共”的由头，维持着部队的编制和来自中央的补给，而红军的存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了他向蒋介石证明自己“仍有价值”的筹码。   这种在夹缝中求存的灰色智慧，是那个时代许多非嫡系将领的共同写照。   但历史的转折点很快到来。   1937年，卢沟桥的枪声震撼了全国，全面抗战爆发。   民族大义面前，个人的生存哲学和部队的“私产”观念，瞬间被更崇高的情感所取代。   郭汝栋没有丝毫犹豫，主动请缨，率领这支曾在“剿共”战场上“磨洋工”的部队，奔赴当时最惨烈的淞沪战场。   在苏州河畔，在大场镇，他的第26师奉命坚守阵地。   面对日军飞机、大炮、坦克的立体化猛攻和步兵的波浪式冲锋，这支川军部队展现了惊人的勇气和韧性。   没有精良的武器，就用血肉之躯去填补防线。   战斗最激烈时，整营整连的官兵牺牲在阵地上，但缺口很快又被后面的人堵上。   整整七个昼夜，阵地反复易手，双方士兵的尸体层层叠叠。   当郭汝栋最终奉命率残部撤下阵地时，一个师几乎打光，只剩下六百余人。   这场战役，彻底打光了他多年辛苦积攒的全部军事资本，也打垮了他的身体。   但这一仗，也彻底洗刷了部队过往的“灰色”印记，赢得了“川军能战”的英名。   郭汝栋本人，也因在抗战中的贡献，在后来被授予了上将军衔。   淞沪会战后，因身体原因，郭汝栋逐渐淡出军界一线。   蒋介石安排他担任军事参议院参议的闲职。   看透了时局与官场沉浮的他，选择急流勇退，回到重庆老家隐居，一度还改了姓名，想过清净的平民生活。   信息来源： 《川军出川抗战纪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