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耀湘被称为是个十全十美的君子，他从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贪财、不赌、不近女色，他是一个以国家民族为生命的人。蒋百里更是称他为蔡锷之后，湘军第一人。 大家肯定觉得，这样一位近乎完美的将领，带着号称国军五大主力之一、全副美式装备的新6军，在东北战场上怎么也得是所向披靡吧？在辽沈战役中，他统帅的西进兵团十万精锐，在极短的时间内灰飞烟灭。 这支精锐部队之所以光速崩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把心思全放在了“做生意”上。 打仗本该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怎么扯上做生意了？ 当时有一位叫叶锟的参谋给蒋介石递交过一份极为辛辣的报告。报告里明确指出，对面的人民军队是从上到下一门心思搞作战，反观国军的干部，绝大部分的精神和精力都用在追逐身外之物上，打仗反而成了赚外快的副业。 整个军营里因循敷衍，很多人过着纸醉金迷的日子。 这些人在搞什么生意？战地视察官刘鸣球曾痛心疾首地汇报，廖耀湘的西进兵团仅仅用了三天就拿下了彰武。按理说兵贵神速，此时理应乘胜追击或者赶紧构建防御工事。结果这支大军竟然在原地足足停滞了三天！因为彰武是当时我军的后勤补给基地，里面存着海量的高粱米。各支部队为了抢运这些高粱米，彻底把战机抛在了脑后。 主力部队为了抢粮食卖钱，居然连仗都不打了。 可能有人会觉得，战地视察官是不是为了推卸战败责任在夸大其词？咱们再看看军统大佬毛人凤的秘密报告。毛人凤的描述更加触目惊心。他指出，部队每到一处就开始大肆搜刮民间的牲畜，强买强取，甚至殴辱乡民。打下一个地方后，第一件事就是抢掠遗留物资，然后强行征用老百姓的车辆把物资运到后方去倒卖图利。比如新3军攻下彰武的第三天，就动用了足足500辆大车，把物资往新民方向疯狂倒腾。 如果连军统的话你都觉得有水分，那咱们听听当事将军们晚年怎么说。时任第九兵团参谋长的杨焜在回忆录里写得很明白，直到锦州解放的前一天，兵团主力根本没干正事，主要精力全用在搜刮民间的粮食、副食品，以及抢运仓库物资上。第50师副师长陈时杰的回忆录更让人大跌眼镜。他提到，新编第30师和50师的官兵为了运粮食去新民和沈阳的粮栈高价倒卖，竟然把装满弹药和汽油的汽车全部腾空！ 等到部队需要转攻黑山的时候，大量极其宝贵的弹药和汽油只能丢弃在新立屯。连武器弹药都不要了，就为了装满粮食换大洋，这种丧心病狂的贪婪，战斗力还能剩下几分？ 最讽刺的一点在于，这种大肆抢夺粮食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奉旨行事”。当时的东北剿总直接听命于最高层，命令部队扩大占领区，发起所谓的“抢夺小麦之战”，企图以此削弱我军后勤。上面下达了抢粮的命令，下面的人自然借坡下驴，把抢来的物资顺理成章地装进了私人的腰包。内外的投机商人一勾结，军官们赚得盆满钵满，甚至有人发了横财直接脱离阵地逃之夭夭。在系统性腐朽的洪流面前，廖耀湘个人的清廉显得毫无招架之力。 所以，十万大军全军覆没，这位十全十美的将军也成了俘虏。他虽然个人品行端正，但也暴露出极其刻板的一面。他被俘后的表现，极其符合他那种认死理的性格。当时刘亚楼将军设宴给他压惊，换作别人可能就顺势下台阶了。结果这位老兄脾气极爆，当场就把桌子给掀了，大声质问刘亚楼，觉得解放军打仗毫无章法，不讲战术，自己的部队还没摆好阵型就被冲散了，甚至嚷嚷着要拉开架势重新打一场。这种近乎书呆子气的抱怨，恰恰暴露出他极其僵化的学院派军事思维。 他完全无法理解灵活机动的现代人民战争。刘亚楼将军涵养极好，笑嘻嘻地请出了他当年的老长官郑洞国。在老长官的苦口婆心劝说下，他才认清现实，连敬三杯酒表示歉意。 进入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后，他依然保持着那份“君子”的体面。他不摆架子，脏活累活抢着干，去农场野外劳动也绝不逃跑，直言当逃兵背后挨黑枪是种耻辱。连一向脾气最臭的军统特务文强，在监狱里也唯独对他服气，直言他为人实事求是，肝胆相照。 后来，刘伯承将军更是看中了他的军事才华，力排众议，邀请他去军事学院给学员讲课，他也确实凭借扎实的军事素养赢得了大家的尊重。 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身上的那份道义。在特殊的动荡年代，当造反派逼迫他揭发老革命申伯纯时，他坚决拒绝，直接搬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来硬刚。面对残酷的批斗，他甚至冒着巨大的危险给周总理写信求救，最终不仅救了申伯纯，也保护了一大批文史专员。这种在绝境中依然坚守底线、不畏强权的品格，确实对得起他“君子”的称号。 纵观这位将军的一生，前半生抗日救国，战功赫赫，无愧于民族英雄；后半生卷入内战，作为旧势力的工具，成为了时代的弃儿。历史就是如此充满戏剧性。1968年冬天，他在北京因突发心脏病离世，终年62岁。后来，他的骨灰被安放进了八宝山革命公墓，这对他来说，无疑是最大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