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春，南京，汤恩伯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内，电话铃响。一位年轻参谋抓起听筒，里面传来妻子温柔而清晰的声音："女儿一直哭着要爸爸，怎么也哄不好。" 沈世猷放下电话，手心出了汗。这句话是他和妻子丁明俊事先约好的暗号，意思只有一个：时机到了。 那份锁在作战室参谋胡建抽屉里的江防部署图，标注了从安庆到荻港一线的火力点与番号。整个总部已进入战时戒备，图纸根本带不出大门。 沈世猷等了很久，终于等到胡建被上司临时叫走的空当，主动开口替他盯守，进了那间只剩自己一人的作战室。 一小时后，丁明俊抱着哭闹的女儿出现在总部门口，对卫兵说孩子想爸爸。卫兵认识这位常来的"沈太太"，挥手放行。 沈世猷走出来，低头亲了女儿额头，叠好的图纸就在那一刻塞进了孩子厚厚的襁褓里。两分钟，没人察觉。当晚，夫妻二人在南京吉兆营的家中，台灯下一人念一人抄，把图纸上密密麻麻的标注转移到白纸上。天亮前，原图被沈世猷悄悄送回了胡建的抽屉。 那份抄件，则由菜贩卢伯明藏在菜篮底下带出了南京城。 但很少有人知道，在同一个春天，南京与上海之间还有另一条情报线，正在以更高的风险运作。 1949年3月，时任国民党国防部史料局局长、中将吴石，从南京赶到上海，把一批文件亲手交给地下党员何康。 其中有一份《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所涵盖的范围远比沈世猷抄录的局部图要完整。这份图后来被送到第三野战军参谋长张震手中，张震的评价是：对渡江作战很有帮助。 吴石走到这一步，不是一时冲动。1894年出生于福建福州的吴石，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毕业时名列全校第一，人称"吴状元"。 抗战期间参与拟定长江以南三大战区对日作战计划，打过昆仑关。1947年4月，经挚友何遂引荐，吴石在上海锦江饭店秘密会见了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刘晓，从此转向。 此后两年，吴石以国防部核心职务为掩护，一步步将手中的机密向外传递。 与吴石平行运作、但彼此并不知情的，还有另一个人，国防部第三厅（作战厅）厅长郭汝瑰。郭汝瑰是黄埔五期，曾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在国民党军中以头脑清晰、廉洁自守著称。 蒋介石对郭汝瑰极为信任，日记里曾写"汝瑰忠勤，堪托重任"。淮海战役期间，杜聿明几次提醒蒋介石注意郭汝瑰，蒋始终不信。 正是蒋介石的这份信任，让郭汝瑰得以将国民党军的江防调整部署与兵力分配悉数传出。 郭汝瑰与地下党之间的联络链极短，单线上线只有任廉儒一人，任廉儒只与董必武联系，这种结构使整个系统的风险降到极低。 长江下游的江阴，还有另一条线正走向引爆点。唐秉琳与唐秉煜兄弟早在1946年春就留在了国民党军队内部，按照组织的部署没有撤离。 两人利用同乡关系资助戴戎光，协助戴戎光坐上江阴要塞司令的位置，随后把中共地下党员渗透进要塞的炮兵总台、守备总队和游动炮兵团。 七千守军，数十门炮，就这样一点点被置于地下党的影响之下。 1949年4月21日，解放军百万大军发起渡江总攻的当晚，江阴要塞守军在唐秉琳等人的带领下宣布起义，炮口调转方向，封住了长江江面，来援的国民党海军无法突入，守军退路也随之切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