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叫阿文的内地大男孩， 创业失败赔了十多万。 想办法拿到了香港身份，在香港送外卖，居住在深圳。 这是一个俊朗阳光的大男孩，在他创业初始阶段，尽管由于母亲患病，家中并不富裕，还是拿出几万元资助他。最后还是失败了。 每天清晨五点，深圳湾的雾气还没散，阿文就已经站在关口排队。深蓝色的外卖箱压在肩上，背包里塞着两个冷掉的肉包——那是他一天的饭。过了关骑上电动车，香港的街道像迷宫，他得在导航提示音里穿梭，头盔里的汗顺着下巴滴，把衬衫洇出深色的印子。 创业时的阿文不是这样的。那时候他在大学城附近开了家小酒馆，穿着干净的白衬衫，跟客人聊民谣聊理想，眼睛亮得像星星。母亲偷偷把看病的钱挪出来给他周转，他攥着那张银行卡，在医院走廊里蹲了半夜，说“妈，等我赚钱了，带你去最好的医院”。可酒馆撑了不到一年，遇上反复的疫情，客人越来越少，最后连房租都交不起，关门那天，他把所有酒杯擦得干干净净，打包了一箱子空酒瓶回家。 现在送外卖，他最怕遇见以前的同学。有次在尖沙咀送单，电梯里撞见大学室友，对方西装革履，他赶紧把头盔往下压了压，可对方还是认出他来，惊讶地问“你怎么干这个了”。他扯着嘴角笑了笑，没说话，电梯门一开就赶紧冲了出去，后背的汗瞬间凉透了。 母亲知道他在送外卖，打电话时总抹眼泪：“都怪我身体不好，没给你攒下钱。”阿文每次都打断她：“妈，这活儿自由，比开店轻松多了，你看我这不是能赚钱还账了吗？”挂了电话，他对着手机里的账单发呆——十多万的债，每个月除去房租和母亲的药费，能攒下的只有几百块。 香港的外卖单钱比内地多些，但规矩也严。迟到五分钟就可能被投诉，一次投诉扣三天工资。有回下大雨，电动车在隧道里打滑，餐盒摔得变形，他淋着雨给顾客道歉，对方隔着门骂了句“废物”，关门前还把湿透的餐盒扔在他脚边。那天晚上，他在天桥上坐了很久，看着桥下的车水马龙，第一次觉得“阳光”这两个字，离自己特别远。 可他没跟家里说过这些。每天收工后，他会在关口的便利店买份热乎的鱼蛋，边吃边给母亲发微信，说“今天遇到个香港阿姨，夸我普通话标准”“送了一单山顶的豪宅，风景特好”。他手机相册里，存着创业时酒馆的照片，也存着现在送单路上拍的晚霞，两张照片放在一起，像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生。 有人说他折腾，“拿了香港身份，找份坐办公室的工作多好”。可阿文知道，自己没文凭没经验，坐办公室的工作轮不到他。送外卖虽然累，至少能当天见钱，能一点点攒着还账，能给母亲买进口的止痛药。他常说“失败了不可怕，怕的是站不起来”，这话听着像鸡汤，却是他每天爬起来过关的动力。 有次送单到一家奶茶店，老板娘见他总来取餐，跟他聊了几句。知道他的事后，笑着说“我年轻时候也赔过钱，现在不也过来了”，还多送了他一杯冻柠茶。那杯茶的味道，他记了很久——酸里带点甜，像他现在的日子。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