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隐重庆的东北军将领于学忠，曾在柏溪、回兴一带购置了两百多亩田地，悉数分给黎树清等佃户耕种，而且没让佃户们交一分钱押佃。秋收时节，佃户们挑着粮食到公馆交租，于学忠却摆摆手直言：“我不缺粮食，你们随便拿点新粮让我尝尝鲜就好，剩下的都拿去卖了换钱，也好补贴家用，让妻儿老小过上好日子。” 这话一出，黎树清愣在原地，手里扁担差点滑下来。要知道，那时候的地主收租，少说也要拿走七八成，剩下的还得看收成好坏，遇上灾年还可能加租。可于学忠不仅不收租，还反过来让佃户们多留粮食，这在当时的农村简直是天方夜谭。旁边的佃户们也窃窃私语，有的说“这于将军真是菩萨心肠”，有的则半信半疑，怕这是“先甜后苦”的套路。 于学忠是东北军的老将，早年跟着张学良在东北打过军阀，也经历过西安事变的风波。九一八事变后，他率部在华北坚持抗战，后来因不愿打内战，被蒋介石调去江苏、安徽一带，最后索性退隐重庆，在柏溪置了产业。他常对家人说：“我打了一辈子仗，没给老百姓做过什么好事，现在老了，就想让跟着我的佃户们能吃饱穿暖。” 黎树清是第一批分到田地的佃户，他家有五口人，以前租种地主的地，每年交租后要饿肚子三四个月。分到于学忠的地后，第一年秋收，他特意挑了自家种的红高粱送去公馆。于学忠接过一小袋，倒在簸箕里看了看，笑着说：“这高粱长得不错，比我当年在东北老家种的还结实。”说完就让管家把剩下的高粱退回去，还塞给黎树清两块大洋，说：“给孩子买点糖吃。” 这事很快在村里传开了。第二年春天，于学忠又让管家给每家佃户送去了种子和农具，还请了个懂农业的老把式来教大家改良土壤。黎树清记得很清楚，那位老把式蹲在地里，捏着土块说：“这地适合种红薯，产量高，也好储存。”于学忠听了，当即拍板：“那就多种红薯，我帮你们联系城里的大粮行收购。”秋收时，红薯大丰收，粮行的人直接到村里收，价格比市场价还高两成，佃户们的腰包一下子鼓了起来。 于学忠的公馆不大，就在柏溪镇边上，院子里种着几棵桂花树。每逢过年，他都会在门口摆上几桌酒席，请佃户们全家来吃饭。席间，他会拿出自己珍藏的东北白酒，给每人倒一杯，说：“咱们都是一家人，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黎树清喝多了，拉着于学忠的手说：“于将军，您是我们的大恩人，这辈子我们都记着您的好。”于学忠拍着他的手背，眼眶微红：“我欠东北父老的太多，能帮到你们，我心里也好受些。” 可好景不长，1946年，国民党政府为了打内战，开始在各处强征军粮。于学忠的公馆也被士兵闯入，要求他交出粮食。于学忠挡在门口，说：“我的粮食是分给佃户的，你们要征，就去问他们要。”士兵们不听，强行搬走了几袋大米。于学忠气得浑身发抖，当晚就写了一封信给蒋介石，指责这种不顾百姓死活的做法。信寄出去后，石沉大海，反而招来了特务的监视。 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于学忠拒绝了国民党让他去台湾的邀请。他对家人说：“我生在东北，长在东北，现在老了，哪儿也不去，就在这儿等着解放。”解放军进城那天，他站在公馆门口，看着进城的解放军队伍，眼泪止不住地流。黎树清带着村里的佃户们也来了，他们手里拿着鸡蛋、花生，非要送给解放军，于学忠笑着说：“这都是老百姓的一点心意，你们一定要收下。” 新中国成立后，于学忠被选为重庆市政协委员。他把剩下的田地全部捐给了政府，自己也搬到城里住了。黎树清去看他，他拉着黎树清的手说：“现在好了，土地归集体，大家都一样，再也不用担心饿肚子了。”黎树清点头，说：“是啊，这都是托共产党的福。” 于学忠的一生，从戎马倥偬到退隐田园，始终保持着对百姓的牵挂。他不追求荣华富贵，只想让身边的人过上好日子。这种朴素的情怀，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尤为珍贵。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家国情怀”——不是挂在嘴边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