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工人清理河道时，发现了一块刻着“徐恩曾赠”的怀表，这让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这块表的主人，竟是消失了52年的钱壮飞！ 怀表被送到当地文保部门鉴定时，工作人员注意到表盖内侧的刻字风格与民国时期国民党中央机关常见赠品一致。 线索由此倒推，历史的指针没有先指向1935年的贵州山林，而是被拉回到1931年春天之前。那一年，南京城内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昼夜灯火不息，负责人徐恩曾频繁往返沪宁之间，情报系统运转到近乎紧绷。 钱壮飞就在这套系统里任机要秘书，负责电报收发、登记与保管。这个职位不显山露水，却直接接触最高等级密电。 钱壮飞进入这个岗位并非偶然。1928年后，中共中央特科在周恩来主持下逐步成形，李克农负责总体联络与部署。 1930年，经李克农介绍，钱壮飞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安排打入国民党核心情报部门。与胡底在上海的外围工作相配合，这条隐蔽战线逐渐成熟。 正史记载中，这一组合后来被称为隐蔽战线的关键力量，原因并不在于人数，而在于位置。 1931年4月下旬，武汉方面突发变故。顾顺章被捕并迅速叛变，向南京方面供出中共在上海的多处秘密机关。密电通过党务调查科系统发送，标注“徐恩曾亲译”。 当晚徐恩曾不在南京，电文落到值夜的钱壮飞手中。钱壮飞并非临时起意破译，而是早已通过特殊方式掌握密码本副本。译文展开的那一刻，钱壮飞意识到后果的严重程度。 若情报按流程上报，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将在数小时内遭到全面清剿。 行动必须抢在流程之前。钱壮飞没有改动原电文内容，而是安排交通线传递警报。女婿刘杞夫被召来，连夜南下上海，与李克农接头。 与此同时，天津方向的同志也收到紧急提醒。事后回看，这一连串动作的时间差以分钟计算。周恩来后来多次提到，这次预警直接改变了党中央的命运走向。 顾顺章事件之后，钱壮飞的处境急转直下。身份暴露的风险陡增，组织决定立即撤离。1931年下半年，钱壮飞辗转进入江西中央苏区，任中革军委二局负责人之一，继续从事情报与保卫工作。 与南京时期不同，瑞金的工作更偏向制度建设与反特实践。钱壮飞参与制定审查流程，协助破译敌方电报码，同时还承担宣传任务。 正史中有明确记载，《红色中华》报部分版面由钱壮飞设计，漫画内容多针对敌方情报活动，直白而克制。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钱壮飞身体状况并不理想，仍坚持随军行动。进入1935年春，部队转入黔北地区，战略目标之一是渡过乌江。 4月的一次敌机空袭打乱了行军序列。轰炸结束后清点人员，钱壮飞未归队。周恩来当即派人折返搜索，但地形复杂，时间紧迫，搜索未果。 关于钱壮飞去向的报告随后上交，只能以“失散”记录在案。 此后数十年，钱壮飞的结局始终缺乏直接证据。直到1977年乌江河道清淤，怀表出土，线索才重新连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