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新四军科长找到刘奎，对他说：“部队要过江了，上级决定让你留下来打游击。”刘奎一愣：“就我一个人？”科长回答：“还有两个重伤员！李建春和黄诚”。 刘奎听完这话心里猛地一沉，他太清楚1941年的皖南是怎样的绝境。皖南事变刚过没多久，国民党顽固派的数万大军还在山区里搞梳篦式的搜剿，日军的据点也散落在各个村镇，大部队渡江北撤是为了保存抗日的有生力量，留下来就等于扎进了敌人的双重包围圈。更难的是身边这两位战友，李建春的左腿在突围中挨了一枪，伤口早就化脓溃烂，连拄着树枝走路都摇摇晃晃，黄诚是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的警卫员，肩部被弹片撕开大口子，简单的布条包扎根本挡不住血水渗透，两人连基本的自保能力都没有。刘奎攥了攥拳，他是从红军时期走过来的老战士，新四军的规矩早就刻进了骨头里，队伍从来没有抛下战友的道理，哪怕前路是刀山火海，也不能让两个重伤员独自留在这片被血洗的土地上。他伸手架住李建春的胳膊，又背起黄诚，只说了一句“走，找地方藏”，就带着两人一头扎进了皖南连绵的深山里。 那时候的皖南山区，残雪还积在山沟里，山路结着冰碴子，刘奎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前面，身上的单衣被树枝划得满是口子，冷风灌进去像刀子割一样。干粮早就吃完了，他们只能靠挖野笋、摘野果充饥，找到山泉就赶紧喝几口，连洗伤口的干净水都凑不齐。没有药品，刘奎就凭着在红军队伍里学的本事，在山里找蒲公英、金银花这些草药，捣碎了敷在两人的伤口上，每次换药，李建春和黄诚都疼得浑身发抖，却硬是咬着牙没喊一声，他们知道，自己多坚持一分，刘奎的担子就能轻一分。国民党顽固派在山下搞五户联保的连坐制度，发现有百姓收留新四军就满门抄斩，可皖南的乡亲们记着新四军的好，记着这些战士是为了打鬼子才流的血，有老乡趁着夜色偷偷上山，给他们送红薯、送糙米，还有老郎中冒着杀头的风险，带着自制的金疮药来给伤员治伤，这些朴素的善意，成了三人在绝境里活下去的底气。 刘奎没有只想着躲，他一边守着两位战友养伤，一边趁着夜色下山，在各个村镇里寻找皖南事变中失散的新四军战士。那些突围出来的战友，有的藏在山洞里，有的被百姓藏在柴房、地窖里，听到刘奎还在皖南坚持的消息，都纷纷赶来汇合。短短几个月，这支从三个人开始的队伍，慢慢聚拢起了八名战士。1941年5月，刘奎带着这些战友，在泾县、旌德、太平交界的朱家坑组建了黄山游击队，伤愈的李建春任指导员，这支小小的队伍，成了皖南事变后当地第一支重新竖起的抗日游击武装。他们人少枪少，就靠着对山区地形的熟悉打游击，白天帮老乡砍柴、挑水，宣讲抗日的道理，晚上就研究敌情，练射击、练战术。7月，刘奎带着队员长途奔袭三十多公里，夜袭了庙首乡公所，那里的顽军平日里鱼肉乡里，还杀害了不少共产党员，游击队趁着夜色摸进乡公所，十几分钟就结束了战斗，缴了二十多支枪，还把乡公所里的粮食、布匹全部分给了当地百姓。 这一仗打下来，“新四军又回来了”的消息像惊雷一样传遍了皖南山区，那些被白色恐怖笼罩的百姓看到了希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主动加入游击队，这支从三个人起步的队伍，慢慢发展壮大，到后来竟成了两千多人的抗日主力。他们在皖南山区神出鬼没，打乡公所、炸敌军弹药库、截获武器装备，不仅死死牵制了日伪顽的兵力，还保护了一方百姓的平安。没人能想到，1941年那个寒冬，刘奎带着两个重伤员走进深山的那一刻，竟在皖南的土地上，重新点燃了抗日的燎原火种。这火种的背后，是新四军战士宁死不屈的坚守，是军民同心、血肉相连的深情，更是中国人在民族危亡之际，永远不会被打垮的骨气。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