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三年全国严打期间，某地几名青年向另一人索要香烟，对方说没有，他们便上前搜身，拿走了几角钱——刚够买一包烟。被抢的人觉得憋屈，随即报警。最终此事被定为抢劫罪，几人被判了几年徒刑。 报警的小伙子叫李建军，往回走的路上，心里还怦怦跳。巷子口那盏昏黄的路灯，把他影子拉得老长。他摸了摸空荡荡的口袋，那几毛钱是夜班补助，他本来打算买包“大前门”，美美抽上一根再回宿舍的。现在全没了。 派出所值班的老赵，正就着搪瓷缸里的浓茶看报纸。听李建军说完，他抬起眼皮看了看墙上的日历，又看了看眼前这个一脸惶恐的年轻人。“在这按个手印。”老赵推过来一份笔录纸，声音没什么起伏，“等着吧。” 李建军坐在长条木椅上，看着绿色油漆剥落的墙面。墙角有台旧风扇，吱呀吱呀地转，吹过来的风都是热的。他忽然有点后悔，为几毛钱，值当吗？那三个半大孩子，他隐约认得，就住在铁路边的棚户区。 没想到天刚亮，人就被带来了。是老赵带着人，直接去家里堵的。三个小伙子被推搡着进来，脸上还带着睡意和惊恐。其中一个剃光头的，就是伸手掏他口袋的王强，此刻缩着脖子，眼睛盯着自己的破胶鞋，不敢抬头。 王强的母亲是晌午跌跌撞撞跑来的，一个干瘦的妇女，衣服上打着补丁。她不敢进派出所的门，就在门口的石阶上瘫坐着，手里紧紧攥着一个手帕包，嘴里反复念叨：“作孽啊……就几毛钱……孩子还小啊……”李建军从旁边经过，听见了，脚步顿了一下，心里那点报复的快意，忽然变成了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压得他有点喘不上气。 案子判得很快。公审大会在镇上的露天操场开的。李建军作为受害人，被要求站在前面。他看见王强他们三个被押上来，剃了头，穿着统一的号服，瘦了一大圈。法官宣读判决书的声音通过大喇叭传出来，带着刺耳的杂音。三年、两年半、两年……数字钻进李建军的耳朵里。 台下黑压压的人群很安静。王强的母亲没来。李建军忽然想起她瘫坐在石阶上的样子。散会时，人潮往外涌，李建军被人流裹挟着，茫然地往前走。阳光白得晃眼，他抬手遮了一下，瞥见操场边荒草里，躺着一个皱巴巴的、没拆开的手帕包。 后来，李建军照常上工、下班，生活似乎没什么不同。只是他再也没在巷子口见过那几个晃荡的身影。有次他夜班回来，路过铁路棚户区，远远看见王强家门口，晾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工装。屋里亮着灯，隐约有说话声。 他站了一会儿，就转身走了。那天夜里很安静，只有远处传来隐隐的、火车驶过的轰鸣声，很长，很久，才渐渐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