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冬，我在深圳打工把老板的闺女给睡了，人家爹带着人堵到出租屋门口，我翻后窗跳下去，脚崴了都没敢停，一路瘸着扒了大巴逃回东北老家。进了门浑身还带着冰碴子，刚说完这事，我妈抄起擀面杖就抡过来，我爸直接脱下棉鞋砸我脸上，唾沫星子混着寒气喷我一脖子：“你个作死的玩意儿！明儿就买票回去给人家磕头认罪！” 那晚我缩在炕梢，脚脖子肿得跟发面馒头似的，一沾地就钻心疼。屋里没点灯，黑黢黢的，只能听见墙上的挂钟“咔哒、咔哒”地走。我爸蹲在门槛上抽旱烟，那烟袋锅子一明一灭，火星子掉在地上，烫出个黑点。我妈在灶台边抹眼泪，一边翻箱倒柜找存折，嘴里念叨着：“作孽啊，这以后可咋整，那南方人能饶了咱？” 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没亮透，外头冷得哈气成冰，我爸就把我从被窝里薅起来。我瘸着腿跟在他身后，深一脚浅一脚地往镇上邮局走。那雪硬得跟铁渣子似的，刮在脸上生疼。到了邮局，那股子陈旧的纸张味儿混着人汗味，直冲脑门。排队打电话的人挺多，我爸也不催，就蹲在墙根底下，盯着门口看。轮到我们时，我手抖得连话筒都拿不住，最后还是我爸一把抢过去。 电话那头是个男的，声音听着挺横。我爸哈着腰，满脸堆笑，一口一个“大哥”，那样子卑微得让我心里发酸。挂了电话，我爸脸色铁青，半晌才吐出一口白气：“人家说了，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要么人送回去接着打，要么拿五千块钱私了。咱家这点底子，你是知道的。” 那五千块钱，把家里掏了个精光。钱汇走后，我就跟丢了魂似的，整天躺在炕上盯着房梁发呆。村里人风言风语的，说我在南方惹了祸，是逃回来的。我爹妈也不辩解，只是低着头下地干活，背影看着比以前佝偻了不少。那年冬天特别长，冷风顺着窗户缝往里灌，吹得窗纸哗啦啦响。 开春后，我没敢再往外跑，跟着邻村的一个包工头去了工地搬砖。那活累得要死，但我心里踏实。我想着，只要肯出力，总能把欠家里的钱补上。日子就这么一天天熬过来，我学会了抽烟，学会了喝酒，也学会了把那些事儿烂在肚子里。有时候半夜醒来，听见外头风吹树叶的声音，还会想起那个深圳的冬天，想起那个红棉袄，心里空落落的。 前阵子收拾老屋，翻出那张泛黄的汇款单，上面的字迹都模糊了。我媳妇问是啥，我笑了笑说是个老账。其实哪是账啊，那是我的青春，也是爹妈当年为了保住我这条命，不得不低下的头。人这一辈子，有些错犯了，得用一辈子去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