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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鸣枪致哀,没有政要吊唁,连日本主流媒体都集体沉默。直到2026年1月8日,《

没有鸣枪致哀,没有政要吊唁,连日本主流媒体都集体沉默。直到2026年1月8日,《朝日新闻》一纸报道,才让这场“被遗忘”的告别浮出水面。主人公是谁?丹羽宇一郎,日本前驻华大使,一个曾被誉为“中日间的桥梁”,却在离世后被官方“冷处理”。 为何一个曾为日本经济和外交奔波几十年的老将,会在最后被如此对待?原因,说来让人唏嘘——他在钓鱼岛问题上“帮中国说话”。 丹羽宇一郎不是一个普通的外交官。他出身商界,曾是伊藤忠商事的“救火队长”。1998年,面对公司4000亿日元的不良资产,别人还在观望,他已经动手清仓重整,硬是把这家老牌商社从泡沫经济的废墟中拉了回来,做出了历史最高的利润。那年他59岁,离退休还有几年,却活成了一段商业传奇。 但他的“高峰”并非止步于此。2010年,时任日本首相菅直人破例任命他为驻华大使——这是战后日本首次让一位非职业外交官出任驻华代表。这个决定本身就很不寻常,背后透露出日本当时对中日关系的高度重视,也寄希望于丹羽丰富的经贸经验能为两国关系带来一丝暖意。 上任伊始,他就旗帜鲜明地表态:尊重中日联合声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他没有坐在大使馆里等文件,而是一头扎进中国的地方城市,带着日本企业去找合作机会。他说自己做的是“现场主义外交”,用脚步丈量两国关系的温度。 正是这种“不按套路出牌”的风格,让他在2012年迎来了一场风暴。当年,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掀起所谓“购买钓鱼岛”的闹剧,给本就紧绷的中日关系添了一把火。 丹羽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直言,这种做法“极其危险”,是“给几十年来的努力泼冷水”。这话一出,日本国内立刻炸锅。外务省有人批他越权,自民党高层有人要求他撤职,右翼媒体更是连番攻击,说他“亲中”“不爱国”。 面对汹涌的舆论,他被迫低头道歉。但即使如此,他的任期也没能撑太久。2012年年底,在“购岛”风波的余震中,他提前被召回。有人调侃说,他的驻华大使生涯“以钓鱼岛开始,以钓鱼岛结束”。 离开公职后,丹羽并没有选择退休养老。他担任日中友好协会会长,继续推动两国民间交流,出书、演讲、接受媒体采访。他在书中写战争的残酷,走访老兵,呼吁日本社会警惕军扩和修宪。 他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说:“日本正在接近战争,这极其危险。”他希望日本能坚持和平宪法,用对话而不是对抗处理地区事务。 但这些声音,在日本国内的回响并不大。主流媒体对他的报道寥寥无几,官方活动也见不到他的身影。在右翼势力眼中,他是“亲中派”,在政坛,他成了“边缘人”。尽管他始终坚持中日关系需要理性、克制与沟通,但现实是——在国内政治日益右倾的背景下,他的温和声音越来越微弱。 直到他去世,日本政府的态度依然保持“冷感”。2025年12月24日,丹羽在东京逝世,享年86岁。两周后的1月5日,他的家人为他举行了非公开葬礼,连一纸讣告都没有。政府没有派出高级官员致哀,也没有发表悼念声明。《朝日新闻》披露这个消息时,距离葬礼已经过去三天。这场静悄悄的告别,成了日本政治生态的缩影。 媒体普遍认为,这种低调处理与他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脱不了干系。他公开反对“购岛”、批评政府“国有化”钓鱼岛的政策,在当年已是“忤逆”,如今更成了日本政坛的历史包袱。 虽然日本政府在实际外交中仍需要维持与中国的务实合作,但在国内舆论场上,对“对华友好派”的容忍度却越来越低。丹羽的遭遇,正是这种矛盾心态的真实写照——需要你,但不敢承认你;要你做事,却不能让你出头。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日本对“对华友好”的定义正在发生变化。从过去的务实合作逐渐滑向政治正确的标签化,像丹羽这样坚持对话、反对对抗的人,反而成了“另类”。这不仅反映出日本国内政治光谱的右移,也暴露出对外交策略日益工具化的倾向。 丹羽宇一郎的一生,是在中日关系最敏感的缝隙中穿行。他不是英雄,但他确实在两国误解最深的时刻,试图保持一条沟通的桥梁。他没有掌声,也没有奖章,但他的努力在历史的回响中,注定会留下痕迹。 如今,他默默离去,连一个体面的告别仪式都未曾得到。这不仅是对一个人的遗忘,更是一种时代态度的缩影。他的去世,像是为那个以务实合作为主轴的中日关系模式画上了句号。接下来,日本政府会如何在对华政策与国内政治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是否还能容得下更多“丹羽宇一郎”?时间会给出答案。 丹羽宇一郎去世,曾呼吁日本反思“战争的愚蠢和可怕”——大河报202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