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6日15时整，广播里传出低沉而清晰的播音员声音：“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消息瞬间传遍大街小巷，激动的人们并不知道，八年前一场看似普通的“求职”插曲，早已为这声巨响埋下了伏笔。时针拨回到1956年4月，周恩来和宋任穷在怀仁堂门口短暂交流，由此展开的一连串决定，深刻改变了中国核工业的走向。 那天会后散场已近傍晚，周恩来随口提及地质系统需要一名中央委员做“总抓手”。宋任穷思索片刻，爽快回应：“那就算我一个吧。”对于这位出身井冈、历经抗战和解放战争的老政委而言，脱下军装到经济建设战线工作既新鲜又富挑战，况且他深知资源勘探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性。周恩来听后连声称好，但随即皱眉，“你这一走，总干部部谁顶？”宋任穷拍拍胸口：“后备人选已经物色，绝不误事。”总理点头，答应代为请示。 出人意料的是，仅过几天，周恩来却带来另一纸决定：“主席考虑再三，有更紧迫的岗位需要你。”短短一句，将宋任穷的职业轨迹推向陌生而敏感的领域——原子能事业。彼时，中国刚在贵州、辽宁等地发现铀矿，党中央决定筹建第三机械工业部，专事核工业；毛泽东反复权衡，最终将部长人选定为宋任穷。理由简单直接：忠诚可靠、执行力强，且长期与科技界、军界保持良好协作，这是领衔保密性极高的新部门所必需的品质。 7月，周恩来向中央递交《关于原子能建设》的报告，随即获批。11月，一届人大常委会授权成立三机部，宋任穷正式到任，副部长一并配齐——钱三强、刘杰等大批技术干将悉数到位。白纸起家，怎么办？宋任穷抓三个字：矿、才、器。铀矿资源是原料，科学家是灵魂，反应堆与加速器是一堆一器的“双保险”。他带队跑遍大西北，鞋帮磨破不知多少双；深夜伏案背诵元素周期表、抄读俄文资料，部里灯火常亮到凌晨。 1957年9月，聂荣臻、宋任穷、陈赓率团赴莫斯科谈判，希望获取成套技术。谈判桌上，苏方态度时冷时热。一次休息间隙，聂荣臻压低声音问：“倘若他们食言怎么办？”宋任穷回答只四个字：“两手准备。”同年10月15日，《国防新技术协定》签署，中方暂时争得宝贵窗口期。 1958年，三机部更名二机部，宋任穷和张劲夫“一拍即合”，把中科院原子能所整体并入，科研力量迅速扩容。9月27日，反应堆和加速器先后点火，标志着中国核科研进入实际操作阶段。就在风头正盛之际，1959年6月，苏联突然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为由叫停援助。7月政治局会议确定“自力更生”方针，宋任穷立即布置抢装设备、加速图纸拷贝；同时向科研骨干放话：“时间不等人，把能学的都掏干净。” 1960年夏，最后一批苏联专家撤离，许多关键图纸被带走。二机部没有慌乱，反而形成前所未有的凝聚力。北戴河会议后，中央给出“八年成功”的目标，宋任穷与科学家们敲定“三年突破、五年掌握、八年储备”的内部口号。浓缩铀厂拔地而起，战备隧道里机床轰鸣，千余名年轻工程师在戈壁滩上度过了极端寒暑。 1960年9月，宋任穷奉命赴东北局任第一书记。临行，他只留一句嘱托：“原子弹一有动静，电报务必第一时间送来。”四年后，那封电文终于抵达沈阳：“爆炸成功，蘑菇云冲天！”宋任穷紧握报纸，激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此刻，很少有人记得，若不是1956年那次“要官”被婉拒，他或许真的留在地质部，而中国核工业的指挥座上则将是另一个名字。 故事到这里还没完。1977年，航天领域同样缺将，中央再次想到宋任穷，他临危受命出掌第七机械工业部。一年多时间里，他南下北上，跑遍所有研究所，咬着牙推进“东风五号”“巨浪一号”和同步通信卫星“三抓”工程。1980年5月18日，东风五号飞越太平洋再落靶心；同年10月，巨浪一号潜射试验成功；1984年4月，同步轨道卫星升空。几次点火凌空，见证了这位老将从核工业到航天工业的两度转身。 回看1956年那场简短对话，周恩来以一句“主席有新考虑”做结，把宋任穷引向了另一条更为艰巨的道路。正是这条道路，让中国人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核盾牌与太空坐标，也让“要官”二字在历史记忆中呈现出别样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