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子益论麦门冬汤，气机升降，离不开阴阳水火的平衡！
中医讲究气机升降，离不开阴阳水火的平衡。彭子益特别指出，人体下有水而藏火，才能生气；火上有金，才能化液。水气能上升，要靠肝木的疏泄；火液能下降，则赖肺金的收敛。如果肺金缺少津液滋润，收敛之力减弱，就会导致气往上升得多、往下降得少，于是干咳、气逆、咽喉不利等病症便接踵而来。这种病机，正是彭子益理解麦门冬汤的根本切入点。
彭子益认为，麦冬的性格在“润”。它清降又含津液，用来治疗干燥之病十分合适，但若单用，则易使中焦运化受困，形成“败中滋湿”。这时配合半夏，情况就完全不同。半夏燥湿降逆，能把麦冬的清润引向下行，又能制约滋腻。两药一合，润而不滞，降而不伤。但要想让气机真正流转，还必须加上粳米、人参、炙草、红枣这些补中益气之药。彭子益强调，中气就像发动机，如果没有它带动旋转，药力再好也会反伤脾胃。麦门冬汤的奇妙，就在于润燥与补中的配合。
这种用药思路，彭子益常拿《伤寒论》的人参白虎汤来做对比。白虎汤里用石膏清大热，石膏的寒凉远胜麦冬。若只用石膏，病虽可暂止，但中气被寒凉重伤，很快又会衰败。因此方中必须重用人参、粳米来补中，再加炙草以健运，这样药力才能旋转而不致伤正。麦门冬汤与之相通，都是“寒凉药必须依赖补中药”。区别在于，麦门冬汤所治是燥而不渴，所以不用石膏的大寒。这一点，正是彭子益的深刻体会。
遗憾的是，后世不少人误解了这一点。彭子益批评说，很多医者只见干咳、咽干，就把麦门冬汤与黄芩、黄连、生地、芍药等苦寒药一并使用，结果中气大败，病不但不愈，反添祸端。他认为这是“可怕之至”的用药错误。古方讲究“虚实分清、寒热辨明”，不是见症就寒凉猛攻，而要在中气的运转中寻求根本。忽视这一点，就会南辕北辙。
在半夏的运用上，彭子益也有独到见解。他指出，半夏本善降逆，但若加上补中之药，就能形成“降而不伤”的妙用。比如《金匮要略》里的大半夏汤，用半夏、人参、白蜜，治疗“朝食暮吐、大便燥结”。这是胃气上逆、中焦失和之证。半夏降逆，人参补中，白蜜润缓，三药合用，正是降与补的结合。彭子益说，这其实就是“降胃经之法”的最好例子。
至于咽喉病症，彭子益强调要分清“因燥而干”和“因虚而干”。如果是肺燥津枯，用麦冬自然见效；但若是下焦阳虚，脾胃津液不能上承，即使咽喉干，也并非燥邪所致。若此时误用麦冬，反会加重病情。这类情况，关键在于温养脾肾之阳，使津液得以上升。彭子益建议少服肾气丸，或选补益脾肾之方，往往能收效。这说明“咽干”并非一概而论，辨证才是关键。
麦门冬汤在彭子益的眼里，绝不是单纯“润喉止咳”的方子，而是一种调和升降、维护中气的精妙配伍。麦冬、半夏一润一降，相辅相成；补中益气之药，则是它们的支撑。真正的妙处在于“润不伤中，降不伤正”。彭子益的反复强调，其实是在提醒世人：读古方不能死背药性，而要洞察气机变化，明白中气是核心。若只是见症加药，甚至滥用苦寒，结果必然事与愿违。理解这一点，才能真正体会彭子益所说“方以中气为本”的用药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