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被誉为“人民音乐家”的马思聪叛逃美国，谁料很多年以后，晚年的马思聪对自己的举动做出了辩解，认为他当初并非是叛逃，而是另有隐情。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在广东海丰一个种满荔枝树的院子里，1912年出生的马思聪，第一次听见留声机里传来德彪西的音乐时，才几岁，他蹲在地上，把耳朵贴着地面，仿佛连蚂蚁爬行的声音都能分辨出高低起伏，音乐对他来说不是抽象的乐理，而是生活里呼吸一样的存在，十一岁，哥哥带他踏上前往法国的旅程，他被安置在巴黎一间小小的音乐室里，白天练琴，晚上听街头艺人拉手风琴，那时的他或许还不懂什么是命运，但拉琴的手已经知道该如何走向世界。 马思聪初次登台演奏时，巴黎的观众惊讶于这个东方少年的技艺，报纸上出现了对他的赞誉，但他并没有在掌声中迷失，他知道，自己要做的不是复制西方的技巧，而是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他开始思考，如何让中国的旋律在世界的音乐厅里响起，多年之后，他回到祖国，带着西方的音乐教育理念，也带着一颗不肯妥协的心。 1930年代，他在珠江边上创办音乐学校，做出一个在当时看来近乎疯狂的决定：请民间艺人走进课堂，他把咸水歌、粤剧片段改编成室内乐，学生们一边学着西洋乐理，一边听着琵琶和唢呐，他常说，西方的小提琴要能奏出岭南的丝竹味道，才算真正扎根，这个理念后来贯穿了他的整个教育生涯，他招收学生不看家庭出身，不问背景，只要有音乐的直觉，哪怕不识五线谱，他也愿意倾尽心力栽培。 中央音乐学院成立时，马思聪是首任院长，他亲自设计课程，带教授们自己钉课桌，甚至扒在琴房墙外听学生练琴，以便不打扰又能听出真功夫，林耀基、盛中国、傅聪、刘诗昆这些后来响彻世界音乐舞台的名字，几乎都曾被他一耳朵听出天赋，然后亲手送上更高台阶，他不仅是老师，更像一个音乐世界的建筑师，用最朴素的材料，筑起一座属于中国的音乐殿堂。 1950年代，《思乡曲》在广播电台播出时，有人说它像风吹过故乡的麦田，也有人说它是游子心头的泪水，这首作品改编自蒙古民歌，却被马思聪赋予了全新的色彩，他用小提琴拉出一种不言而喻的情绪，像是对土地的依恋，也像是对远方家人的思念，每当这首曲子响起，无数身在异乡的人便仿佛看见了家门口的老树。 然而，命运并未因他的贡献而温柔以待，1966年，当全国的空气都变得紧绷，小提琴忽然被视为“资产阶级的象征”，马思聪也被推上风口浪尖，原本欣赏他、敬重他的学生，有人开始远离，有人悄悄道别，他的家门前贴满标语，院子里再也听不到琴声，他被送进“社会主义学院”，不是为了研究音乐，而是为了接受批判和改造，那是一段无法用语言完全描述的日子，他每天要写检讨，揭发熟人，还要重复一些自己根本不相信的话，他曾在泥地里，用草秆画出五线谱，悄悄练习指法，只为在心里保留一点音乐的光亮。 最重的一击，是广播台停播了《思乡曲》，那不是一首曲子的消失，而是他心头最后的希望被熄灭，他曾相信，只要这首曲子还在播放，就说明他还没有被彻底否定，但当那熟悉的旋律不再响起时，他知道，留在这里，可能只会等来更深的绝望，1967年初，马思聪筹来五万港币，找人带路，从深圳偷渡到香港，再从香港前往美国，那一刻，他没有告别，也没有回头。 在美国，他没有申请政治庇护资金，也没有借助政府资源，他靠拉琴和作曲维持生活，住在简朴的小公寓里，墙上挂着齐白石和张大千的画，家具用品多是唐人街淘来的中式旧物，他仍旧泡茶、做饭，用扫帚打扫阳台，用中文写信给远方的亲人，他虽然漂泊在外，却从未让自己成为一个“离根”的人，有人称他为“叛徒”，也有人说他是“逃亡者”，但他从不回应，也不争辩，他只是继续谱曲，继续演奏，把思念、痛苦和坚持都化进琴声里。 1970年代后期，他得知国内局势逐渐改变，曾试图联系文化部门请求回国讲学，他写了十四封信，都没有得到回应，最后一封信没寄出去，他写在信纸上：“如果不能回到北京，是否可以先到深圳河边拉一曲《思乡曲》，听完再抓我也心甘，”这句话没有被送达，但却成了他心中最真切的呼唤。 1987年，马思聪因感冒引发肺炎，最终引发心脏病，5月20日，他在费城的病房中离世，享年76岁，病床旁的手稿还未完成，琴盒中的那块红绸布已经褪色，那是他离开北京时妻子塞给他的东西，它陪伴他度过二十年流亡岁月，也见证了一个音乐家怎样在困顿中守住自己的信念。 直到2007年，骨灰被送回广州安葬，他终于回到了祖国的土地上，纪念馆为他而建，奖学金以他的名字命名，他的作品在各种舞台上再次奏响，人们开始重新认识他，重新理解那段被遮蔽的历史。 信息来源：马思聪——百度百科
